米乐 m6中国官方网站米乐 m6中国官方网站踌躇了很久，不知道如何下笔。这个问题太宽泛了，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探访的案例来谈谈吧。我将题目再浓缩一下，问题补充里是谈耕种，基本这块是农作物种植，分为大田作物和经济作物，前者就是粮食，后者就是水果、蔬菜等。我接触的案例是褚橙、汇源和联想佳沃，都是做经济作物的。

　　第一，规模化经营的企业还是很少的，绝大多数仍然处于个体种植户的阶段。某些地方以政府牵头，主打产地品牌，但是抗风险能力、技术改造能力、品牌溢价能力等还是不能跟企业经营相比。

　　先谈一个概念，如果按照公司经营来做的话，经济作物的一个作业单元大概是30亩-50亩，一个经营管理单元是1000亩-3000亩。例如，我和朋友合伙做了一个100亩的葡萄园，大概就是两三个作业单元，远远够不上一个经营管理单元。这意味着，如果满足于一般收入水平的话，足够了。如果我们想做大，它只能是试验田，积累种植经验和培养队伍。只有一个经营管理单元以上，才能有规模的经济效益。

　　国家政策扶持的“家庭农场”标准是50亩（一年两熟地区），或者100亩（一年一熟地区）。2013年统计平均面积是200亩，50-100亩的占了70%多。

　　这样看来，褚时健2002年开始种植褚橙，起步就是2400亩土地，是有足够充分的理由。他后来又在新平县漠沙镇种了3000多亩，在永胜县金沙江边种了1300多亩，都是按照一个经营管理单元来计算的。

　　但是，土地经营权的规模集中在国内还是算少数的，达到家庭农场规模的都是少数，去年农业部的数据是87.7万个，全国承包农户平均经营耕地面积是7.5亩。

　　朱新礼打算将汇源果汁卖给可口可乐的时候，他的战略重心放在了上游果树种植上（当然，后来他出售计划受挫，很是遗憾）。汇源收购苹果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山西运城。那里是苹果重要产地，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苹果。

　　每天早晨六点，他来到这个位于山西运城市万荣县高村乡高村的苹果园开始劳作，一直到中午十一点再回家吃饭。下午四点，他继续在果园工作到七点。这个年产量三万五千斤的苹果园，全年就靠着史兆兰夫妇俩打理。

　　1987年起，高村的农民开始种植苹果。当地天太旱，一亩土地才出产小麦几十斤。种粮食靠老天，老天不下雨就没指望了。史兆兰家的苹果是1993年种下的，三年挂果，第四年开始有收成。

　　史兆兰算了一笔账，水2元一方，一亩地一次浇水要120方水，一年浇3次水，每年每亩地浇水费用720元。另外，每亩地化肥、农药费用是400元，加上杂七杂八的费用，一亩苹果地的成本约1300元，收入约4000多元。史兆兰家的果园七亩地，年毛收入是三万多元，利润大概是两万元（不算人工）。

　　万荣县总共种植了七十万亩苹果，绝大多数种植户都是像史兆兰这样的农民。2005年前，万荣县五十万亩苹果找不到销路，最低卖到五六分钱一斤，堆积如山的苹果烂在地里了。

　　汇源曾去安徽砀山调查，当地有几十万亩的梨，一名果农大约管一两亩地。汇源去的时候正赶上水灾，单兵作战的果农根本无法为果园提供防洪、排涝的资金和设备，眼看着水果烂了。包产到户作为阶段性政策是可以的，长时间不行，抵御不了风险。

　　四川蒲江是猕猴桃产地，联想佳沃除了在当地收购了一个万亩猕猴桃的四川中新公司，同时还希望和农户们合作。佳沃的标准是30亩地以上的农户，当地复兴乡副书记建议将标准降低到20亩以上。这个乡共3900户人，除去土地流转给佳沃的，共2500户种植猕猴桃，种植面积近27000亩，人均种植也就10亩地。

　　2400亩的褚橙，我估算过从2002年到2009年，投入的资本大概是4000多万元，果园修了足球场大小的水池，用于果林灌溉，引水工程大概花了几百万元，有机肥料厂、冷库、鲜果厂大概花了900万元。另外还有土地流转费用、修路等费用。每年人工费用是200多万元。这些钱是褚时健找他原来的部属和朋友借的。

　　借助外来资本，对种植业进行大规模投入，进行标准化生产，这才能保障产品品质能够维持在一定标准之上。

　　而且，唯有企业才能真正为产品品质负责，因为企业希望通过品牌溢价来获取更高的利润。现在中国几乎没有农业企业品牌，绝大多数是没品牌，有的是产地品牌。产地品牌同样是没有人能够真正为它负责，包括政府也不能完全为它负责。

　　这也是为什么国家在去年11月发布的《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全文》（简称《决定》）说：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鼓励和引导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

　　我接触的案例，汇源和联想佳沃都是成熟的大企业，褚时健特殊的身份和经历也使他比旁人更容易接触到资本。他们在资本上的障碍很小，但对于很多想做得更大一些的农户，或者想进入农业的创业者来说，资本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

　　好在，中国消费者对吃得健康的需求旺盛，市场需求推动更多的资本进入农业，找钱比以前好找一些了。

　　但是，对于经营农作物种植这块的创业者或者公司来说，土地流转的问题依旧是障碍。

　　土地分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块是分割、独立的。如果你进入某个农村想获得一些土地的经营权，你需要跟村里挨家挨户地谈，非常分散、费力。万州区高粱镇新店村,汇源租赁了一千多亩土地，用于种植柑橘，租金一百多万元。

　　全国人均耕地面积1.39亩，新店村不足八分地。新店村种田的人基本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壮劳动力基本外出务工。最初，汇源租赁土地，涉及到十五个生产小队的土地。农民不干，天天吵，天天闹，一个生产队至少开上三十次会才通过。因为种田的基本上是老人，土地是他们的保障，万一汇源垮了怎么办？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联想佳沃也曾经在某个地方做土地流转，希望是10000亩，最后只弄来7000亩。

　　对于农场来说，方方正正是最好管理的。但是因为可能某些农户不愿意出租田地或者扯皮，你有可能弄出一些奇怪的形状——我那100亩葡萄园，大概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凹”字形。而且，农户为了获得更多的青苗赔付，还有会将青苗插得密密麻麻的，让企业土地流转的初始成本很高。

　　这些都算小节了，最大的问题还是在于，土地流转权利的保护问题，经营权是没有相关的、比较完善的产权保护法律的。就是中央政策出台，跟农户签流转协议，村民大会通过，到农经站备案，协议是非格式合同。不像你买套房子，土地也只有使用权，但至少有个房产证。

　　现在，有些地方做试点，比如成都就是经营权证，市农委给你盖章确认：一旦证件从我这里流转给你了，我就不能轻易拿回来。协议则很微妙。

　　规模化经营还有一个问题是，精细管理的人才在哪里？要提高单亩产量，保证多年产品品质和产量的稳定，并尽可能抗衡天灾，自然要采取很多科技含量高的设备和技术，进行精细化管理。

　　一个现代农场应该是怎样的？联想佳沃提出来的，有这些的细节：例如在土里埋传感器，根据土壤含水量测算，m6米乐平台 米乐官方网站自动启动浇水。卫星遥感技术，每周发送照片给你，根据图像判断哪些地方长得不太好，再派技术人员过去。而不是每天在果园里转来转去。

　　跟佳沃集团总裁陈绍鹏谈到科技如何改造农业的时候，我还是蛮吃惊的，原来国外的农业技术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但是，问题就在这里了，谁来操作这些设施？国内都把农业当做苦哈哈的、没档次的工种，没钱没前途，还形象不好。

　　联想佳沃就很缺技术和管理工人，他们采取和学校定点合作，定向培养人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见效也要若干年了。

　　就算你要把现在种田的农民变成农业产业工人也是费劲、漫长的过程。号称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从八九十年代的小作坊，到今天按十万人计的大型代工厂，工人的技能素质、管理意识又提高了多少？

　　而不像工厂流水线可采取严格的管理措施，种地的农民是一群极难管理的人。而且，很多人种了十几年的地，也未必等于专业。就像蒲江种猕猴桃的农民一样，当技术员给他们讲解猕猴桃是浅根系植物，很多人还不知道这一点。

　　联想佳沃蒲江猕猴桃生产基地是，从2010年开始，公司实行管理承包。300多户将土地流转给中新公司的农民，又反向承包了这万亩果园的日常管理工作，按照每户劳动力数量，一户负责二三十亩。技术人员每月根据公司制定的生产要求，组织、指派、监督农户完成工作。公司按照承包协议支付工资，工资以略高于当地平均务工收入水平计算价格。

　　但是有问题是，遇到夏涝，雨水将猕猴桃的根都泡烂了，果子结得少。如果是自家田地，责任心更强，想法设法排水，但是给公司种地的农民有些人就简单按照流程执行，到点上下班，不会额外操心。春旱的时候公司聘请的农民灌水也没有给自家浇地那么勤，那么深，有些农民就表面洒一层。联想佳沃采取技术员监督、种植部巡查、技术部抽查这三层监督机制来规范承包户的田间作业行为，但这只能治标。后来，他们对部分农民实行以产计酬的方式。那些以产计酬的农民因为灌水机器分配不过来，会主动要求“把那机器给我，我再加班两小时。”

　　褚时健采取的方式是，所有的土地都归他经营管理，他又雇佣那些将土地流转给他的农户做农业生产工人。褚时健每年人工成本200多万元，一部分是支付给农民的。果园按照面积又转为承包给农民管理，每月支付农民500元工资做生活费，到摘果的时候，按照公斤数量给予农民奖励。2009年一公斤0.5元，每户果农产量能达到四五十吨，也就是两万元的收入。褚时健采取激励措施，将果园的利益与农民利益捆绑在一起。目前看来，也就是这样的办法了。

　　知识产权是比较少被人提起来的问题，如果我不是接触到联想佳沃，我也不会知道这个问题。联想佳沃在蒲江的猕猴桃品种叫做金艳，是有完整的知识产权的。有这个，才有在全球市场上的定价权。汇源在万州那里与柑橘研究机构有很深的合作关系，但我不清楚他们在知识产权上是怎样的。褚时健的“褚橙”我也不清楚。

　　大概就写到这里吧，总体上，我看好未来现代农业在中国的发展。不过，即使是佳沃这样资本雄厚的企业，也不可能全部弄成企业直属大型示范园，这样企业成本很高，也不是政策鼓励的。国家依旧鼓励以家庭农场、合作社这种规模的为主。未来现代农业的经营，可能就是企业直属大型示范园+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这种组合模式。前者可提供苗木、技术给后者，后者按照前者标准生产，将产品卖给前者。

　　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和几个小伙伴用了两个多月，从重庆到成都，西安，太原，北京，上海，看了几十个农场，我想把我所听到的，了解到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学者性质，主要研究生态有机农业和可持续发展，十分关注中美农业交流，对欧洲，台湾农业也比较感兴趣；

　　我是想做农业服务业，帮助农场间的交流互补，使农场更好的运转，我认为只要农场开始慢慢盈利，自然就会带动农户，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村面貌的改变；

　　但是调查了这么久，还是决定暂时不做生鲜方面的事，包括所谓帮助农场开拓市场和整合各个农场资源，一起发展农场相关的产业，如教育和旅游等等。以我目前的眼光，能力和判断力讲，我暂时还没有找到可以突破的一个点，也许你比我聪明，我非常想听听正在阅读这篇文章的您的意见！

　　7月份在重庆走了一些农场，比较映像深刻的是长寿区的合初人农场，还有在巴南区的一些农场，包括重庆的小蜜蜂农场。她们两个人之前还去过江津区等地方以及北京的小毛驴和分享收获。八月在成都周边，基本比较出名的农场都会走，像是郫县安龙村。四川去了崇州市胡淑美胡妈妈的钧乔农场，又叫疯狂农庄，还有一些现代隐士”的自给自足的小农场。西安印象比较深的是烂娃桃的农场，太原是一个叫子奇的人的生物动力农场，9月在北京去了孙德伟先生的翡翠湾，以及一个名叫王青松的原北大老师的生态农场，叫绿龙山庄，这个比较极致，从水源，到喂动物的粮食都苛刻的要求尽量远离污染。上海去了嘉仕有机和多利农庄等。

　　以我们这段时间的经历来说，我们基本都是奔着纯生态的农场走的，当然去了之后才发现。有些人做的不是有机，而是所谓绿色食品（以我们的采访来看，农场主描述：检验机构基本是奔着钱做检验，有机8万左右，绿色三万左右，还得是规定品种和规定面积。基本不管你的产品如何，真正做生态有机的，反而很少申请认证）。也去过一些占地五六千亩甚至上万亩的所谓大型现代农场，但是都没有全部面积得到比较好的利用，有抛荒没有能力利用的地方。

　　简单来讲，众所周知，所谓大型现代化农场会比坚持真正做生态有机农场盈利状况要好一些。这其中的原因我不算特别了解，但我可以把知道的说一下。

　　现在大多数稍微有一些钱的公司，都会选择在农村买一些地。有的是期待人不知鬼不觉的改变用途，有的想做所谓生态休闲度假区，有的想以后盖房子，弄园区之类的。也有一些是想做农业，是那种在合理使用农药化肥大棚基础上，尽可能盈利的企业经营模式。这些人往往是以前从事其他行业赚了一些钱，或者是农业周边工作，如物流，进出口贸易等，觉得农业以后大有可为，阴差阳错做起了农业。这些人有比较多的余钱，可以用他们在其他行业的钱来补贴农业。而且他们在这么多年做生意的经历中，累积了很多商战经验，市场，技术，管理，人脉等等资源，也学会了和政府官员打交道，知道怎么样可以获取国家补助，所以活下来了。当然，也有那种玩玩，觉得不好玩不赚钱就走人的，这种人比例也不算少。

　　而那些比较理想主义，喜欢田园生活的。经营的就是难得的真正生态的有机农场，这种农场大多比较倾向于CSA的模式，就是城市的市民直接向农场预购农产品，减少了中间环节，市民也可以常常带着孩子去体验农耕生活。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农场主和消费之间建立一种信任关系，消费者为农场提供资金，农场帮助消费者种植。最关键的是消费者的观念，他们需要在农场有困难的时候及时给予帮助，帮农场当做朋友，甚至当作是自己健康的一个重要环节一样。这些农场基本都靠朋友，朋友的朋友....打开市场（也有靠市场宣传，商业方法促进销售的，但是产品往往就有一些人开始质疑，认为农产品的销售量大于了生产量，他们就怀疑有一些就是直接从农产品批发市场进的，来填补供货不足）。他们使用的方法有自然农法，免耕覆盖，朴门，活力农耕，生物动力农耕，微生物发酵等等，以传统方法为主，现代技术为辅。他们用的种子比较倾向于去艰难地搜集当地大山里保留下来的本地种子，以及其他同纬度地区或适应当地气候的作物，他们多数也接受大棚育苗的技术。比较有趣的现象是，这类人的余钱没有上一段描述的那种多，他们觉得人生就是为了过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才会不顾家人朋友的反对，有的人卖掉大部分财产，全身心投入理想的怀抱。随之而来的便是不主动与政府打交道，基本拒绝与短期投机资本的合作，就我接触的来说，遇到的农场主经常都是信仰佛教，素食主义，或者偏素食。他们很享受现在的生活状态，虽然困难重重，盈利状况不佳，能够收支平衡，就心满意足。他们不在乎，不指望能赚多少钱，即使他们认为大资本农业会侵蚀他们，会打压他们。他们只想树立一面旗，证明有人可以坚持，是那种称作喜欢的坚持。

　　由于资金的相对缺乏，他们很难保证自己的种子不是转基因，因为现在从很边缘山区去淘的种子也有很大可能已经是转基因，特别是玉米。

　　第二是很难找到一块地，水源是独立不被污染的，周围也是不施用农药化肥的，自己很容易被周围污染。

　　第三是肥料来源问题，虽然很多都号称有机肥，但是95%以上都是购买的大规模养殖场的粪肥，这里面的激素，重金属，农药化肥残留等等都是巨大问题。

　　第四有一些人的观点是不用或极少用粪肥，他们选择把地上植物还田的方式，我认为很难长久的保证土地肥力。

　　第五是很多人都认为自己的观念，技术，派别是最好的，他们很难从心底认同别人的做法，各个农场之间也存在很多矛盾，包括各个地方的所谓有机农夫市集的管理问题也很突出。就像其他各行各业一样，互相翻脸的也不少。)

　　总结一下，我的观点是这些都应该存在，那些所谓现代化的大型农场，那些农业深加工龙头企业，还有那些可爱的坚持生态的小而美的农场。都可以并存，哪怕有很多矛盾和不足。就像自然界的生态系统一样，保留多样性，时间会让这个行业逐渐清晰。

　　我所见到的真正生态的。注意，是线亩，可能有更大的，但是我没遇见。听过小毛驴还是分享收获？曾经采用过和大户合作的模式，做合作社，但我没有看见成功的。因为他们从实践中发现：

　　传播不使用化学农药，合理转化化肥的知识很难，因为大都是老人，观念难以改变；

　　农村劳动力在50岁的人就算是壮年，而且越来越难找，农场几乎都会遇到劳动力问题；

　　如果以产量来定效益，那么农民很容易偷偷用农药化肥来增产，我认为这种工业式的激励机制在农业上的缺陷显而易见；

　　那些大规模单一种植的，机械化自然不必多说。至于在南方地区，发展小型机械也不成问题。但是不像粮食那样那么大的规模而已，我的观点反而是可以在种养殖方面更加多元化，多元化也有它好的地方，比如可以规避一些自然和市场风险，单一规模化我认为只是有机的概念适用，而我认为更高层次应该是生态农业而非有机农业，“生态”就是强调多元性才会形成和谐的整体。我也听到有些农场主的观点是现在的有机种植方式允许用生物农药，这些农场主是反对生物农药这个概念的，因为他们认为这会破坏土壤的微生物平衡，他们认为“有机”这个概念是工业思维在农业上应用的产物，应该更强调生物多样性，应该把重点放在建立一个和谐的生态系统上。

　　简单来讲，利用最少的资源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这个观点有它存在的价值，特别是在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的地区。多数农场主的观点是：就按目前的种养殖方法来看，中国不会缺粮，之所以普通人会有这样的映像，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而且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我们可以承包的地也会越来越多，所以可以盈利的空间也在加大。他们认为如果坚持生态有机，建立动植物和自然环境的和谐循环，就可以尽可能减少劳动力和各种自然灾害影响。他们虽然认可立体农业和设施农业，但是他们对其中违背自然气候的因素深表质疑，认为目前人类的智慧无法完美的模仿自然，反而会带来更多的能源消耗。所以很多人认为当季是最好的，但是北方的大部分地区迫于现实原因，只能利用原有废弃大棚或新修大棚。还有一些人的观点是南菜北调，并且已经开始行动了，北京有个农场主已经在重庆涪陵找了当地的人在当地种菜，然后定期空运到北京，据农场主说，空运成本也不算高，所以菜价也不会贵得离谱。不过，所有人的共同观点是都坚决转基因，因为他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转基因的危害，有的也做过实验性质的实践，听他们说确实是有危害，认为那些控制农业的大公司不应该为了钱拿人来做转基因实验。

　　好了，以后或许还有补充和修改，很开心和对农业同样感兴趣的你们交流，可以加我

　　对于这个问题我探索了二十多年，并有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样本。我认为，规模化集约化是一个数量的概念，是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这个前提是，没有机械化就没有现代化，在劳动力价格不断上涨的今天，机械化是唯一的出路，只有全程机械化，才可能有规模化和集约化，但实现规模化和集约化的产业发展模式或者前提是否专业化生产。一定规模的生产要最大限度地推行比较标准化的农艺，才能在配套机械上做到降低生产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机会成本，专业化的好处是可以形成工业化一样的流程，生产出便于广泛交易结算的标准化农产品，才能在供应链管理上引入物流金融、商业保险、专业化、标准化生产服务等要素，从而可以实现农产品的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最终提升品牌价值，并获得资本市场的支持。现在大部分农业产业化企业经营困难的核心原因是没能找到资本化运作的捷径，沉淀的、无效的资本投入过大，资本增值空间太小，社会化投资难以进入，形成了恶性循环的发展格局。

　　中国牛B的民营企业就那些。大家基本如雷贯耳。网易也算是其中一个。如今丁磊养猪，不能说是就彻底完了，没戏了。但情况不太好是真的。注意这还是有名声不差钱的丁磊。以管窥豹，别的民营农业混得好不到哪去。

　　不分开说了，因为他们是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的。首先国家的大政方针就不是支持农业发展，尤其是民营农业发展。举几个例子，中国十八亿亩的耕地红线，其实早就岌岌可危了。这几年中国城镇化速度加快，很多地都撂荒了等动迁，等政府土地征收，农民早就没有心思好好种地了。另一方面国家对于粮食价格是管控的。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有一种说法就是涨价。房子市场化了，房子都涨成啥样了？医疗市场化，结果看病贵，看病难。如果有一天真的粮食市场化，只怕大多数中国人都是吃不上饭的。中国老百姓还是比较好管的，但有底线，就是得有饭吃，没饭吃，中国就要乱了。所以中国目前来看是不会支持粮食市场化的。既然粮食不市场化，那么在一个类似于计划经济的体制里，那就不可能挣大钱，既然无法挣大钱，无论是农民还是民企，又怎么可能有积极性真正的提高生产技术，加大资本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

　　而且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小农经济社会，因为中国真正类似美国那种大规模可以用联合收割机进行机械化操作的就只有黑龙江等少数几个地方。大多数地方不具备地理条件，地方太多，太碎。

　　因为上述原因，中国的农业人才就更是屈指可数，有几个袁隆平？更关键的是有几个人想要当袁隆平那样的人？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其核心始终都是人。有什么条件，没有人都是白搭。所谓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是不同于中国以往小农生产模式的经验的。别的不说，就联合收割机，现在有几个人会开？就是有机器，也找不到会用的人。

　　国家开放政策，以金融手段为农业进行融资，将中国过剩的流动资本和金融这条恶魔关进农业产业升级的笼子里。美国人少地多。所以美国追求的个人产量最大化。所以才会有所谓的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而中国则是著名的人多地少。现在工业用地都不够，就别说没剩下多少的农业用地了。所以中国追求的应该是土地的产量最大化。所谓的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那套美国的路子并不适合中国。

　　1 农民拥有承包权，每亩土地根据地域不同，种植内容不同，每年可以获利千元左右

　　2 企业给予农民千元左右租赁土地，利用机械化大规模种植降低成本，企业的利润来自大规模种植的成本降低，比如每亩300元

　　3 企业最初需要雇佣农民进行种植，随着机械化的推进，逐渐靠线 大规模机械代替了人力，人力继续流入城市支持城镇化，支持产业转型，做服务业

　　如果种植粮食，不太可能赚多少钱，不管是生态还是有机，价格贵市场小，或者市场大价格便宜；如果种植经济作物，是能赚钱的，赚的是规模化的钱，这块还不知道需要多久政策，法规，农民意识才能成熟。

　　目前中国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的发展现状如何这个问题我没有去进行系统调查，无法完整地回答，因为我的职责是科研，以攻克农业生产中某一个小微技术难关为目标。但我出自农村，常与农村农民打交道，也常常思考农业发展和我国生产经营模式的问题，这里谈一谈我的个人之管见，只供饭后笑谈，不能拿上台面。

　　1、 我国农业发展已进入了一个瓶颈期，因为小农经济表现出不太适应，无法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有利地位，农业发展模式一定要与时俱进，才能适应形势获得相应的市场份额。上面讲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生产经营模式是我国未来农业的必然选择。现在在政府和市场的引导之下，有识这士也积极配合，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正在兴起和发展，目前应该处于最初探索阶段。

　　2、 我国农业发展离规模化和集约化完全相结合并优化的模式还有一段距离，上面讲的规模化和集约化是应该合为一体，如果单一规模化或单一集约化可能都有一定的劣势。我国正鼓励实施的合作社模式就是规模化和集约化的一个简易模型，但合作社模式一定要建立在自愿自主合作的基础之上，如果是完成任务式的合作，那将会成为过眼云烟。

　　3、 我国农业发展要完全进入理想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状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把我认为有待完善的问题简单列举一下：

　　1） 资金问题是大家都认可的问题。农业项目是一个慢见效的投资，而且这么些年的小农经济政策，使得农业所需投入项目不是一般的多，所以资金问题是排在第一位的问题。

　　2） 人才问题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任何一个企业的发展首要的是人才资源的齐备，我国农业技术人才，尤其是适应规模化和集约化模式的农业技术人才十分的缺乏，高端人才不会与农业来打交道，就是高端人才来到农业，也会因为农业的附加值低而引起流失。

　　3） 政策环境的保证问题也不可小看。中国现在的联产承包责任制把土地经营权都分散到了千家万户，其中还有一些农民把土地收入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更有一些农民离开土地就面临失业。这类问题不是一般的人想解决就能解决的问题。

　　4） 市场营销配套的问题。规模化农业生产必需要有相应的市场销售体系与之相配套，更不能象现在农民生产的粮食等政府或商贩来收购。

　　5） 其他配套的问题。政策法规、技术更新、产权转让、设施配套、环保问题、争议解决、利润分配等。比方说：机械化对耕地进行平整合并，原来属于不同个人的田块就合到一起了，如何才能不引起争端。还有就是农民没有了地，这些农民去干什么？技术集约化如何配套？规模化后的农业生产保险问题？集约化后的相关管理问题等。

　　我个人是赞同共同经营的，可以按市场需求统一规划，可以使用大型农具提升效率，而且这种集中经营也把资金集中了起来，相当于盘活了农村的金融，有了分红后剩余的基金，可以进行其他项目的投资，进一步的发展就来了，而且也释放了农村的劳动力，让农村青少年自主走进城市寻求就业机会，也促进了城镇化，楼主要真对这个感兴趣可以到学术网上找相关论文看看，应该有的，那会更翔实具体

　　（这是我15年前写的文章，现在网上已经搜索不到此文章了，但内涵至今有效，拿来与“知乎”读者共享。欢迎批评正！）

　　我完全同意张炎夏先生关于中国农业必须走“规模化、科技化和专业化协作的集约化生产的发展道路”【1】的观点，在此，以我个人对张炎夏先生的理论观点的理解，本人在此越俎代庖，来答复网名为“高瞻近瞩”先生提出的“走农业集约线】的问题：

　　一、中国的三农问题，其实就是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或者说，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就

　　是一个中国大多数人民群众的致富问题。从这一点出发，也就直接指向了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原则，也就是少数人致富的经济繁荣，既不是“以人为本”的，也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因此，全体农民的致富问题，m6米乐平台 米乐官方网站就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最主要目标，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最重要历史重任。

　　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我们就必须放弃通过引进外资和城市资本来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种引进外资和城市资本的模式，也能够提升中国农业的生产力和实现农产品的丰富和繁荣，但不可能真正实现大多数农民的致富问题。至少要以农民致富为目标来引进外资和城市资本实现农业现代化。所以我们必须在培育和辅助中国农村现有资源的基础上来发展中国农业的规模化、科技化和专业化协作的集约化生产的发展道路。

　　二、中国农民要致富，要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就是消灭传统的“三农”。就是消灭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业和农村，来实现中国农业的规模化、科技化、集约化的专业化协作生产模式。

　　农民太多，或者说人多地少、市场有限，是中国农民贫穷的最根本原因。目前中国农村户口大约不会少于9亿，而全国总的耕地面积是大约是18亿亩，（确保18亿亩耕地是中国政府坚守的底线亩左右。如果按每亩地平均产值1500元人民币的线斤粮食的收购价计算，而且如果没有科技上的重大突破，很难有所提高。）去掉生产成本，每亩地的纯收入也就是四、五百元。也就是说，平均每人的农业收入不会超过一千元。这是我个人的测算。

　　我再来引用张炎夏先生的测算：“中国农业以种植粮食为主。但是因为中国有10亿农民，却只有14亿亩耕地（大概相当于10亿公顷，就是人均约1公顷），就算粮食的亩产到达1千斤/亩，农民的人均产值也只能达到1千元，扣除种植成本以后，农民的人均收入不会超过500元。2004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接近1万亿斤，按照粮食平均收购价7毛1分计算，粮食总产值才7000亿，人均才700元，人均收入才300元，…… 有人不同意我的观点，认为农民种菜、种水果、养鸡鸭牛羊就能富裕。……目前中国的农产品消费市场很小，仅仅6000亿人民币，大约600亿欧元。因为中国虽然有13亿人口，却只有3亿居民。而中国的农民是自给自足型的，他们基本不消费也就是不会去花钱购买农产品。而在这3亿城市居民中，人均年消费农产品的金额不会超过2000元。也就是说，中国一年用在吃上的钱不超过6000亿。……（去掉中间商收入和总成本）农民的人均农副业收入还是不会超过200元。”【3】

　　目前国家统计局的农村人均收入大部分是工业收入，也就是农民的打工收入。中国目前这样的人均耕地和农业亩产收入，决定了农民不穷也得穷，不可能不穷。因此，必须把目前农村人口的80%以上的劳动力转移到工业和其它产业中去。中国的近30年的改革，实际上已经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工程。我在这里引用张炎夏先生文章中的数据：“去年农村人口人均收入是2900元。由于前面已经计算出农民的人均农、副业总收入加在一起还不足400元。所以，这2900元中的大部分（2500元）只能是来自非农业收入。就是来自农民在外打工的收入。这就是说，去年10亿农村人口的非农总收入为2万5千亿元。将此数字除以农民工在城市务工的平均年收入6000元，答案是4.2亿。就是说，去年农村有4.3亿人口在城市打工。还是来自国家统计局另外公布的数据，全国农村一共只有4亿7千万劳动力。所以，说‘能进城的农民已经全都进了城’是有统计根据的。”【4】

　　实际上，目前中国已经有80-90%的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了。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实际上也就基本上完成了农业人口工业化的伟大历程。重要的是必须进一步完善这一转换，比如取消户籍制度，完善福利制度等，即我们必须让全部工作时间生活在同一城市的农民工享受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医疗、教育、住房等福利待遇。使他们真正地成为城市居民。甚至可以有他承包的耕地来置换部分城市住房和市民的福利待遇。当然，这种福利待遇既不应该像现在这样名存实亡，也不可能一下子很完善，就是应该和目前中国的国民经济实力相适应的水平。其中重要的是必须向腐败要效率和财力，从监督和制约腐败、严禁公款吃喝、旅游、压缩公车数量等方法，挤出财力来完善社会福利制度。

　　然后，把转到城里的农民的土地切实地重新分配给剩下的10-20%的农民，那么人均就应该有10-20亩地，再把他们按规模化、科技化、专业化协作的集约化生产，以现代农业要求来把他们改变成现代化农业工人。

　　改变以前传统的自然的、小农耕作的生产的模式，向规模化、科技化、专业化分工协作相结合的集约化生产模式发展，并把农业的经营领域扩大到利用品牌、品种、品质的产品销售过程。对农业采取工业化和企业化的经营管理模式来改造传统农业。

　　第一， 以自愿、自由、自觉为前提，以合作农田为股份，出资有偿，日常农田自我管

　　理，产量自收，部分农业劳动机械化协作外包，种植全程科学化管理，甚至可以按品牌和“绿色农产品”要求进行种植全程的科学化管理，成本按农田面积分摊的松散型经济合作模式，在农村基层政府辅助下组建民选农会，或农产品协会，在农民的直接监督下，聘请有志于农村建设的、通过专业培训具有职业知识的农村大学生来具体操作。并且坚持“非赢利”原则，除了成本，一切收入归农民。在这种农会和农产品协会基础上来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化。

　　第二， 这种规模化必须和农业科技化相结合，在过去在农村中推行科学种田，必须把

　　科学知识向每一个农民推广，鉴于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接受能力，其成本极大地超过了增收，根本就无法推广科学种田。现在只要几十户，甚至上百户组成的协会请一个农业专家指导就可以完成，比如就拿施肥料一项来说，什么时候施肥，肥料的配方和浓度，怎样来施肥等，在专家指导下可以轻松地完成，其效果和成本之比就极大地提高了。

　　第三， 这种规模化必须和专业化协作相结合，在规模化的基础上，就可以，也必须把

　　生产过程中的各个操作环节实现对外的专业化外包，比如，运用飞机播种、洒农药和施肥，运用大型联合收割机收割。这种个别环节的农业劳动，由专业化公司来机械化操作的劳动生产率将极大地提高，而且成本也将极大地降低。

　　必须强调的是，规模化必须和专业化协作相结合，而绝不能走改革前国营农场“大而全”的“放大了的单干”的老路。就拿收割一项来说，专业化收割公司可以利用中国广袤的地理环境，利用南北收割季节的时间差，这种机械化收割设备的利用率可长达8个月以上，而以前中国农场的机械化收割设备每年只能用1、2个月，其经济效率和成本真是天差地别。

　　第四、通过这种规模化，使中国农业向农业生产资料采购和农产品销售领域延伸，使中国农民分享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流通利润。在农业生产资料的采购方面，由于规模的扩大，不但具有价格谈判的优势，甚至可以直接和生产商交易。在农产品销售方面，就具备了直接进入超市等零售领域的条件，只要操作得当，农民占领流通领域的利润就将成为现实。甚至在一定规模的基础上，还可以进一步培育农民自己的农产品的品牌和树立“绿色农产品”的品牌，并通过品牌效应来扩大收入。

　　第一， 走城镇化的农村发展道路，在原乡镇所在地周围新建农民居住小区，以原有宅

　　地置换农民新住宅。（以节省的土地面积弥补建筑费用，不够的话以国家、地区政府减少村和组的二级管理费用、银行贷款和个人出资，协商解决。）集中居住后能够产生生活服务、商贸等就业岗位，还能够进一步完善教育事业、提高农民信息交流、思想文化、生活习惯、医疗卫生等各方面的效率、提高政府管理效率和降低管理成本。

　　第二， 以民选农会和各种农产品协会的民间组织的形式，来担任和完成张炎夏先生的

　　公司在上海金山廊下的农业实践模式中的角色，是最恰当不过了，当然政府的支持是必须的。必须强调的是，这些农会和农产品协会必须坚守“非赢利”模式，除了成本以外的全部收入归农民。同时，农村民间组织在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农村教育，包括成人教育、文化生活（麻将）、医疗卫生、移风易俗等方面的作用是农村基层政府根本无法替代的。

　　第三， 按既定方针坚定地推行农村基层民主，对改造传统的农村也是有效和必须的政策。

　　三、党中央提出全国支持农业，工业反哺农业并不就仅仅是“给钱”，重要的是从人才上，科技上，理论观念的创新方面的支农，甚至是用工业化的生产方式来促进农业的发展，就是给钱，也必须是再生产的造血型的，而不是消费的输血型的。比如，政府完全可以为农民在超市无偿地支付“进场费”，为农民生产的农产品直接进入超市，占据流通利润创造条件，等等。

　　四、农业现代化必须从东南发达地区起步，来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在短期内可暂时实

　　目前，就短期来说，中国的农业现代化必须从发展“都市农业”起步，也就是说，应该从东部发达地区为开端，这是因为，东部发达地区有繁荣发达的经济基础，这是西部无法提供的经济、科技、文化、观念、人才和生活习惯等发展优势，比如，张炎夏先生在上海金山廊下的实践模式，从发展“高端产品”和利用“高端购买力”来高价出售成品的模式，形成火车头式的推动力，逐步向中西部推广。而且，我们可以从人口和财富的流动来实现东部优势示范，逐步带动中、西部的发展。如果我们现在就重点从落后的西部起步，虽然可以缩小地区收入差距，但会大大地增加发展的总成本。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完善社会福利和提高社会最低收入等再分配政策来帮助和提高西部农民的生活水平，起到劫东部之富来济西部之贫的社会总体效果。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对西部条件适合的地方也可以试点型同步发展。

　　一、提高农民收入的最佳办法是“限量提价”，依靠提高农业总产量和减免农业税是不

　　1、 上面张炎夏先生已经论证了：中国相对有限的城市居民数量决定了农副产品的总消

　　费量也有限，如果按目前3-4亿左右的城市人口，人均农产品的消费量为2000-3000元/年，那么，全国城市人口的农产品总消费量不会超过万亿元，这就是中国的农副产品总消费量，如果再进一步增加总产量的结果必然是降低价格，农民不可能得到实惠。

　　目前农副产品的涨价大多数是流通领域的垄断行为，而不是由市场供求引起的真正的市场调节的结果。因此大部分涨价利润都被流通领域的大型国企获得。张炎夏先生和李昌平先生都曾经著文指出：每当收割季节和粮食收购季节，中国的垄断型国企“中粮油”都会大量抛售粮食，来压低粮价，等收割和收购季节一过，马上就会惜售提价。因此要真正实现使农民得利的涨价，除了上述利用品牌、品质、品种的方式之外，必须采取减少总产量，（减少耕种面积，扩大单产）通过供求总量的市场调节来提高农副产品的总体价格，才能够使农民线、 目前，为了确保耕地面积的“底线”，我们不得不压缩工业和住宅用地，但中国的工

　　业和住宅用地的供应不足，已经严重地造成了城市房价的高涨；并将进一步威胁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中国的决策者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在中国人多地少的现实中，已经不可能做到全面满足农业、工业和住宅的用地的需求，因此，到底是以保证工业和住宅用地来实现城市房价的合理化，还是死保耕地面积，这已经不可能有二全的结果，只能是“二害相遇选其轻”。

　　更重要的是，在土地的使用效率上来说，农业用地的使用价值是最低的，在农业用地中粮食用地的使用价值又是最低的，但中国目前有70-80%的耕地在种粮食。所以，本人直接对中国目前死保粮食耕地的政策提出质疑。甚至从环保角度和社会长远效益来说，退耕为林、退耕为草、退耕为水、实现农田轮番休耕的效益也比农业用地高得多。所以我们可以在杜绝浪费的前提下适当放宽工业用地、住宅用地和适当退耕为林（山地）、和退耕为牧、退耕为水利和实现合理的农田休耕，这就能够合理使用土地，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和改善自然环境。

　　3、“减少农副产品总产量，特别是减少粮食总产量会危害国家安全和造成饥饿”的观念完全是“冷战思维”，或者是“冷战思维后遗症”，这种观念根本不可能适应当前的市场经济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历史潮流：

　　—是我们的播种面积和总产量可以由国家根据市场供求科学地有计划地通过市场调节，遇到歉收，马上调整，只要保持六个月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及时调整。

　　二是，就是遇到严重自然灾害也可以进口粮食，而进口粮食会受制于人，完全是一种凭空意想，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包括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完全敌视的朝鲜的“制裁”措施是：贸易封锁、金融帐户冻结和“无偿”提供粮食援助，前二项是针对朝鲜政府的制裁，后一项是对朝鲜老百姓的援助，这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人道主义观念，世界上怎么可能买不到粮食呢？如果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真要制裁中国，他们完全可以用石油禁运、贸易封锁及其他措施，就完全能够达到他们的目的，不可能用危害老百姓生命的粮食禁运的措施。我们必须明白一个事实，在目前的世界上，中国没有敌人，只有竞争对手和朋友。是竞争对手，就必须通过市场经济的原则来实现“双赢”，这是竞争双方的最佳结局。而“冷战思维”中的敌人，是“你死我活”。至少目前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想要完全占领中国、统治中国。因为，在目前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各国的民族利益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竞争来获得。大家都明白一个道理：任何想置对手于死地的极端的竞争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是“双输”，而且肯定会有第三方渔翁得利，因此，这是极端愚蠢的政策。

　　三是，我们还可以利用期货市场的对冲交易，来避免国际粮价波动对中国进口粮食的不利因素；并进一步保证国内的粮食供应量。甚至还可以把外国政府的农产品补贴变成对中国农民的补贴。

　　四是，中国农民还可以走出国门，利用外国土地为中国生产粮食。比如南非就规定只要生产出来的粮食全部出口，就可以免收土地使用费。

　　4、减免农业税的政策不可能真正增加农民收入，事实上目前农民得到的人均几十元的免税额几乎被当年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涨价全部抵消掉了。反而是加大了政府财政负担，而且还会因为没有经济负担而造成土地抛荒的因素和增加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的困难。

　　5、通过提高单产和减少总产量来达到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是会增加城市居民负担，但这种负担微乎甚微。目前城市居民的人均农副产品消费仅占总收入的15%到20%，如果农副产品价格上涨20%，只占居民人均总收入的3%到4%，甚至大大地低于水、电、煤的涨价数额，根本不会影响城市居民的生活。而农民的实际纯收入仅占农副产品消费总额的20%到30%。农产品如果上涨20%，农民的实际纯收入就可能会成倍增加。当然，前提是不能象现在这样使涨价利益被非农流通领域攫取。必须切实地进入农民口袋。

　　六、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已经成为经济学界的共识，但产业上的升级换代是必须以劳动者的劳动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升级换代为必要条件和前提条件的，因此中国的主要问题是大多数农民的致富问题，而农民要致富问题的焦点是必须先提高大多数农民的劳动能力和综合素质。因此这又反过来要求农民有足够的财力来接受和延长接受教育的时间，当然教育的福利也就必然地成为前提条件之一。

　　必须特别声明的是，本文的大多数观点来自于张炎夏先生的相关文章，确切地说，是我对张先生的理论观点的理解和重述，因此只要张炎夏先生没有异议，本文的知识产权应该属于张炎夏先生；当然，群其中难免也有我个人的主观理解和主观意识，凡是和张先生有不同的观点，我个人承担道德和法律责任。

　　【1】：本文引用的张炎夏先生的言论来自张先生发表于新浪《经济学人》论坛的《集约式规模农业》现在网上已经搜索不到此文。但是，读者可以参考《国内农业规模化生产经济分析》

　　10502y3.html【2】：曾经发表在新浪《经济学人》论坛，现在网上已经搜索不到了【3】：张炎夏：《农民眼中的农业问题》

　　规模化之所以推广是因为小农生产存在弊端，农业生产一直追求适度规模，但是适度的规模无法确定，只好转向规模经济，领导人坚信农业规模经济的存在，适度扩大生产规模降低平均成本，1953年以后推行农业合作化运动就是这个想法的实施，也是对苏联集体农庄和美国农场的效仿，但当时我国的重工业发展水平远低于其他国家，也限制了农业机械的推广及水利的建设，规模化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之后在1978年走到了尽头。

　　最近几年农业规模化经营迅速推广，主要还是201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推动，提出了家庭农场、合作社及龙头企业等，也就是你提到的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中央提出了号召，全国各地积极响应，阿里巴巴及苏宁等很多企业都进入了农业，工商资本进入农业生产，只要不改变土地利用类型就肯定会亏本，目前这一系列生产方式的推广，土地流转的速度加快，目前的规模化肯定是得到了发展，但具体到哪一步还不知道。

　　究竟土地该选择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还是得因地制宜，东北存在国营农场，生产规模比较大，平原地区由于机械化及劳动力的转移及统筹城乡收入发展的需要，规模化也是必然的趋势，根据当地的自然状况，劳动力与机械的相对价格，林毅夫在他写的《解读中国经济》这本书里具体谈到了比较优势，你可以自己看看，国家提出了大致的方向，究竟怎样发展还是由当地状况决定的。

　　大家好，我是龙笑生。为什么豆科作物的推广以及由之而来的氮供应的增加，被认为是完全可以媲美工业革命时期蒸汽动力对于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两种大规模的农业集约化模式（一种是以畜力替代人力劳动，另一种是使农民劳动投入最大化）有什么不同之处？敬请关注“四叶草堂”，今天继续分享《能量与文明》一书的精彩部分。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和水提供了碳和氢两种元素，它们将合成新的碳水化合物，组成植物组织的主体。但还有一些元素是光合作用所必需的。根据所需的量，它们被分为常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后者种类更多，比较重要的有铁、铜、硫(S)、硅和钙(Ca)。常量营养素只有三种：氮(N)、磷(P)、钾(K)。氮是一种尤其重要的元素：它存在于所有的酶和蛋白质中，是连续耕种的土壤中最容易缺乏的元素。产量达到1t/ha（1800年前后，法国或美国的一般产量）的小麦（谷粒和秸秆）要消耗约1kg钙、1kg镁(Mg)、2.5kg硫、4kg钾、4.5kg磷和20kg氮。在所有的密集型传统农业中，人们不得不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投入收集、发酵、运输和施用有机肥这一枯燥而繁重的工作中。绿肥早在欧洲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就得到了有效使用，在东亚也被广泛使用。它主要依靠有固氮作用的豆科作物，主要包括最初的紫云英和野豌豆、三叶草以及后来的苜蓿。从长远来看，保证土壤中充足的氮含量非常重要，因此密集型农业必须在种植其他作物品种的间歇期，轮作豆科固氮植物。这种理想的种植方式可每年重复，或作为长期轮作序列的一部分，甚至可能是传统农业中最值得称道的能量优化方式。乔利认识到这一变化具有真正的划时代意义，并将其定义为“农业革命”：尽管进步是广泛的，而且建立在各种微小的变化之上，但有一个高于一切的重大进步，那就是豆科作物的推广以及由之而来的氮供应的增加。可以说，这个未受重视的革新的重要意义，完全可以媲美工业革命时期蒸汽动力对于欧洲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长期的经验让古人认识到了单一耕作的危害。相比之下，让谷物和豆科作物轮作能够补充土壤中的氮含量，或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土壤流失。种植多种谷物、块茎作物、产油作物和纤维作物能够降低歉收的风险，防止持久性虫害的发生，减少土壤流失，并保持土壤的高质量。

　　布策对埃及的人口历史进行了重建，发现公元前2500年，尼罗河流域的人口密度为1.3人每公顷耕地，到公元前1250年增加到了1.8人每公顷，到罗马摧毁迦太基（公元前149—前146年）时增加到了2.4人每公顷。罗马统治时期，埃及的总耕地面积约为270万公顷，其中约60%位于尼罗河三角洲。这片土地的粮食产量大约是近五百万人口的需求的1.5倍。粮食盈余是维持帝国繁荣的关键，对于不断扩张的罗马帝国至关重要：埃及正是其最大的粮仓。

　　传统中美洲文明的农业系统与旧世界的农业系统大不相同，它不使用任何役畜（因此也不犁地）。但他们也发展出了更密集的种植方法，可以养活密度极高的人口。他们驯化了几种重要的粮食作物，主要包括目前已传播到世界各地的玉米、辣椒和西红柿。棉花是原产于中美洲的最重要的非粮食作物。

　　埃及向罗马帝国供应剩余粮食时（也就是中国的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年），中国人已经开发出了一些新的工具和方法，而欧洲和中东在几个世纪甚至1,000多年后才开始采用它们。这些工具中最重要的是铁铧犁、马项圈、播种机和旋转风谷机，均在汉朝早期（公元前207—公元9年）就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最重要的是铸铁犁的广泛应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水稻种植区畜禽粪便和人类粪便的施用量一般平均为10t/ha。大量的有机肥被人从城镇收集到农村，一个庞大的粪肥处理和运输行业由此形成。西方旅行者对这种高集成度的有机肥回收利用模式十分赞赏，却没有意识到它与早期欧洲的做法异曲同工。但没有哪个地方对有机肥的利用量超过中国南部广东省的基塘农业区，在那里每公顷施用的猪和人类粪便达到50—270t。在明朝，部分地区的水稻产量已经相当高了，20世纪初全中国的平均水稻产量约为2.5t/ha，仅次于日本。要达到这样的产量，人们大约需要投入2,000小时的劳动，可以获得20—25倍的总能量回报。玉米的总能量回报高达40倍，但玉米面在中国并不很受欢迎。豆科作物（大豆、豌豆、蚕豆等）的能量回报率则通常只有10倍左右，很少高于15倍。产油作物（如油菜籽、花生或芝麻）榨出的植物油能量回报也在10倍左右。农民家庭90%左右的食物能量来自谷物，肉类消费（通常只在节日有一些消费）可忽略不计，但这些单一的素食最终支撑了很高的人口密度。毫无疑问，对中国的集约型农业的发展起到最重要、最持久贡献的因素是大规模灌溉系统的设计、建造和维护。到1900年仍在运作的所有灌溉项目中几乎有一半是在1500年之前完工的，这很好地体现了中国灌溉系统悠久的历史。其中最著名的可能是四川都江堰，它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至今仍在滋养着为数千万人口提供粮食的耕地。

　　中国的核心地区人口稠密，因为缺乏牧场且人口密度高，很难拥有大量牲畜。与中国不同，欧洲农业一直将畜牧业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罗马的混合农业包括谷物和豆类作物的轮作、堆肥以及将豆科作物作为绿肥进行翻耕。从营养丰富的鸽子排泄物到油渣饼，所有可利用的有机废物的回收都很彻底。为了降低土壤酸度，人们反复对农田施用石灰（白垩或泥灰）。至少1/3的田地处于休耕状态。19世纪，一对好马一天能轻易地比四头牛多完成25%—30%的田间劳动。效率的提高带来了三种集约化收益：更频繁地耕种现有的田地（特别是对休耕地进行翻耕以除草）；开荒；为其他田地或农场活动腾出劳动力。而且在欧洲大部分地区，轮作很容易为两匹马提供足够的精饲料，饲养成本低于饲养四头牛。经过几个世纪的波动，到1900年，在欧洲集约程度最高的农业区（包括荷兰、德国部分地区、法国和英国），每公顷可用耕地养活的人数达到了7—10人。这种农业水映出，以煤为能源带动的机械和肥料的生产间接地为农业提供了大量能量支持。19世纪晚期的欧洲农业发展成了一种混合能源系统：它仍然严重依赖生物原动力，但也越来越多地受益于大量化石能源的投入。

　　最大的收割机需要40匹马牵引，能在40分钟内收割1ha小麦——但这对于畜力驱动的机械是一项极限考验，因为驾驭和引导40匹马是一项巨大的挑战。不过，这种运用是19世纪美国传统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最好例证。一开始，一个农民(80W)在地里干活，两头牛为他提供大约800W的牵引力；到最后，一个加州农民可以支配18kW的力量（30匹马组成的马队）来收割他的麦田。他成了能量流的控制者，而不再是农业活动必需的能量提供者。1800年，新英格兰的农民（手工播种，用牛拉木犁，结合覆土耙、镰刀和连枷来耕作）需要劳动150—170h才能收获小麦。而在1900年的加州，使用马拉联合犁、弹齿耙和联合收割机耕作，只需不到9小时的时间，就可以收获同样数量的小麦。20世纪前20年，美国的马和骡子的数量保持在2,500万匹（头）左右。为满足它们的生存和工作所需而种植的作物占用了美国大约1/4的耕地。美国之所以能够满足这一巨大的需求，只是因为它有着丰富的耕地资源。1910年，美国人均土地拥有量接近1.5公顷，是1990年的2倍，是同时代中国的10倍左右。

　　从中国第一个统一的朝代秦朝（公元前221—前206年）到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或者从罗马高卢时期的凯尔特到大革命之前的法国，人们生活中社会经济的巨大变化让我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工业革命前的上千年里，原动力和基本耕作方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农业模式投入人力和畜力，结合有机废弃物的循环利用，同时种植豆类植物。由此而养活的人口，随着对生物力量的更高效的利用和更密集的作物种植而增长。19世纪末期，欧洲西北部、日本中部和中国沿海地区等高产区域的作物产量基本触及了可用能量和营养流利用率的上限。与此同时，前工业时代的农业平均产量进步十分有限。即使是丰年，大多数人也只能保证基本的温饱，无法避免长时间的营养不良，抵抗不了周期性的饥荒。传统农业虽然历史悠久，复原能力和适应性强，但也脆弱，容易受到冲击，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

　　中世纪时的能量回报通常不超过25倍，19世纪初为80—120倍，19世纪末通常为400—500倍。但劳动生产率的飙升源于畜力投入的不断增加，因此也就源于人们在役畜饲养方面投入的大量能量。在罗马时代，每投入1个单位的有用人工劳动力，都要辅以大约8个单位的畜力。在19世纪早期的欧洲，典型的牲畜与人的劳动力比例上升为大约15∶1，而到了19世纪90年代，在生产率最高的美国农场，这一比例远远超过了100∶1。人力成为可有可无的机械能来源，农民的劳动价值大都转移到了管理、控制这些低能耗、高产出的活动上。1900年，一座美国农场平均拥有近60ha土地，但只有1/3是耕地。显然，即使在美国，也只有大农场主才能养得起十几只甚至更多的役畜。1900年平均每座农场只有三匹马。并非所有传统社会都能依靠更高的畜力投入来加强农业生产。在亚洲水稻种植区，因为可耕土地有限，人们通常会采用更精细的耕作方式使种植更集约。这一模式的代表地区有日本、中国和越南的部分地区、印度尼西亚群岛中人口最密集的爪哇岛。格尔茨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农业内卷化，它建立在灌溉水稻的高产潜力上，也建立在几十年乃至上百年对灌溉系统、湿地和梯田的建设与维护所投入的大量能量上。旱地农业的集约型种植很容易导致环境退化（尤其是水土流失与养分流失），水田农业生态系统则更有弹性。

　　两种大规模的农业集约化模式（一种是以畜力替代人力劳动，另一种是使农民劳动投入最大化）尽管存在根本差异，却将农业生产推向了同一个方向，那就是逐渐增加的人口密度。这一过程对于释放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去从事非农工作至关重要。从事非农工作的人口比例越来越高，导致了职业专业化、居住区规模的扩大、城市文明开始出现并日趋复杂。

　　弗雷德里克·莫顿·伊登在1797年对英国穷人的生活状况进行调查时发现，即使在这个国家比较富裕的南方，主食也只是干面包和奶酪。在莱斯特郡一名工人的家里，很少有黄油，但星期天偶尔会有一点奶酪，有时有些肉。……面包才是家里的主要食物。即使在相当繁荣的时期，典型的饮食（从总能量和基本营养上来说，能够提供充足营养的那些食物）也非常单调，还不太可口。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面包（大部分是黑面包，在北方地区很少放或不放小麦粉）、粗粮（燕麦、大麦、荞麦）、芜菁、卷心菜以及后来的土豆是人们日常的主食。它们经常被混在一起做成稀汤和炖菜。晚餐和早餐、中餐没有太大区别。如果存在着所谓的典型乡村饮食的话，亚洲农村要更依赖于一些谷物。在近代中国，小米、小麦、大米和玉米提供了超过4/5的食物能量。印度的情况几乎一样。

　　尽管产量和劳动生产率发展缓慢，然而传统农业在进化上仍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没有永久种植所支持的高密度人口，复杂的文化就不会产生。假如同一块土地分别交给流动农民和定居农民来耕种，后者主食谷物的一次普通收成能养活的人口比前者高十倍。但传统农业模式下所能达到的人口密度明显有限。此外，平均粮食供应很少大幅超过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即使是人口密度较低、土壤肥沃、耕作技术高超的社会，也可能因季节性食物短缺和经常性的饥荒而遭到削弱。在经历了农业内卷化的社会，人们通过不断减少的人均劳动收益来维持生计的能力将人口密度推向了极限。人均劳动收益则会被氮回收的可能性上限所限制。对传统氮源（主要来自有机废弃物的回收和绿肥的种植）的最高效利用能提供足够的营养素，支撑12—15人每公顷的人口密度。粪肥的产量无法超过动物饲料供应所设定的限度。在集约化种植地区，动物饲料只能来自农作物和食品加工残渣。此外，收集、运输和分配有机肥料需要艰苦、重复的劳动，因此大量施肥和利用人类粪尿是一项相当繁重的工作。唯一普遍可行的有效替代方法是将需要施肥的作物和豆科植物轮作。但这个解决方案效果也有限。频繁种植豆科绿肥作物能够让土壤保持较高的肥力，但不可避免地会降低主食谷物的平均年产量。

　　相比于之前，作物生产集约化之后的能量回报与能量成本之比往往更低。这并不奇怪，传统耕作者会试图延缓这些较大的劳动负担，避免较低的相对回报。通常只有在被迫满足逐渐增加的人口的基本需要时，他们才会扩大或加强种植。从长远来看，这种不情愿的扩大和加强的确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但人均食物供应和平均饮食质量在之后的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里几乎没有改变。毫不奇怪，从游耕向永久种植的转变及随后的集约化，通常首先发生在土壤贫瘠、可耕土地有限、干旱或降水不均的地区。并非每种集约农业都可以归因于环境压力和人口密度，但它们之间无疑存在着一种牢固的联系。欧洲西北部的考古发现为此提供了一个绝佳的范例。有确切的证据表明，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过渡首先发生在今天的瑞士和英国一些耕地有限的地区。塞纳河—瓦兹河—马恩河文化核心区域的大量潜在耕地仅仅导致了粗放种植的进一步扩大，却并未让农业走向更集约化和随后的集中化。考古证据还表明，尤卡坦玛雅人的农业集约化首先始于比一般地区更为边缘（干燥）或更为肥沃（因此定居人口更密集）的环境。历史记录显示出明显的一致性：集约化通常首先发生在有压力的环境（干旱和半干旱气候、贫瘠土壤）或人口密集的地区。例如，湖南省有着优质的冲积土壤，降水丰富，目前是中国最大的水稻生产地。但在15世纪初，在渭河流域（中国古代王朝的都城西安所在地）这个干旱和受侵蚀频繁的地区转向集约农业1,000多年后，湖南仍然人烟稀少。

　　塞沃将这种行为——以最少的体力劳动支出，保障最低水平的食品安全和物质福利——称为生存妥协。他还认为，高出生率是减少人均劳动力消耗的另一个关键策略。怀孕和养育新生儿的能量成本与这些行动将带来的劳动贡献相比微不足道，因为孩子可以在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劳动。塞沃认为，“在农民社会中，多生孩子（平均4—6个孩子）并尽早将劳动转移给孩子是高度理性的行为，因为美好生活等同于最低限度的劳动支出，而非拥有大量物质财富”。

　　只有化石能源的投入（要么直接作为燃料和电力，要么间接应用在农业化学品和机械上）才能够维持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更高的人均粮食供应需求。混合农业——首次（间接）投入了化石能源——首先出现在英国，然后是西欧和美国，这些地方采用焦炭而非木炭冶炼金属（1709年首先在英国出现），以制作钢铁工具和机械。然而即便到了1850年，西方农业仍主要依靠太阳能，尽管金属设备和机器在19世纪下半叶得到普及。但直到1910年后人们开始广泛使用拖拉机、卡车和合成氮肥，化石能源作为太阳能农业的能量补贴，才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释放了劳动力，城乡差距应当逐步缩小，但事实上可能相反；农村村民依靠承包责任地仅能维持温饱，即使现在可能也是如此。社会，特别是农村村民应当追问其中的原因；从以下两条线索，公众可能得出城乡差距逐步扩大的原因。

　　线索之一，农村“万元户”的分布。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初期，农民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出现了不少“万元户”；从“万元户”的分布情况分析，较少，或者没有粮油等重要农产品种植者，多数是家庭副业，或者其他行业经营者。

　　农村万元户“发家”的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生产经营没有使用农业承包地，例如，家庭副业养殖户使用了自留地、水面等未利用地，其他行业经营者使用了农村建设用地；已经使用的未利用地，或者农村建设用地的万元户可以转行，是万元户们进一步发家的主要原因。

　　线索之二，“天下第一村”的分布。这里的“天下第一村”并不仅指江苏的华西村，天下第一村的共同特点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够使用建设用地；我们应当客观承认，中国可能还没有一个村因仅使用农业用地种植粮油等重要农产品成为富裕的第一村。

　　社会资本当然了解其中的“规律”——农村建设用地、未利用地是致富的途径之一；几十年后，包括农村学校等公益用地在内的建设用地已被社会资本控制，社会资本控制的“农庄”多数为未利用地。

　　社会资本还掌握其中的操作规则，以公益利益的理由将多数农村建设用地转用为国有建设用地，“切断”与集体经济组织的联系；否是为公共利益既有法律判断，也有事实判断，例如，招商引资的事业可以评价为公共利益，而企业不能评价为公共利益。不能唤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的权利意识，可能是社会资本的努力的方向。

　　多数人，包括农村村民谈论农业生产经营范围有特性决定的指向，即，农业生产经营的范围仅指农业生产，不包括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供销、信用与消费；甚至还不包括蔬菜生产，更谈不上诸如养殖业等副业，例如，蔬菜基地为典型的永久基本农田，多数人可能没有认识蔬菜基地的重要地性等。人们可能在问，社会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认识呢？

　　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供销、信用与消费等经济倘若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参与合作经营，社会资本参与经营的营利能力有限，例如，《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不仅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成员作出限制，而且将盈余分配定义为：主要按照成员与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交易量（额）比例返还；不以投资比较分配为农业（专业）合作的主要特征。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就是合作经营，例如，没有劳动能力的诸如“五保户”等村民仍能分配口粮（成员身份分配盈余），“工分”仅是劳动报酬。问题是，大多数农民为何还要赞成家庭承包责任制？期间，以及后期的多数人不理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为合作经营，将农村中供销、信用、消费合作经济剥离他人经营，农业生产经营权能维持温饱。

　　农村中供销、信用、消费等合作经济的性质为集体经济。根据《宪法》规定，集体经济组织依照法律规定选举和罢免管理人员，决定经营管理的重大问题；供销、信用、消费合作经济倘若不剥离他人经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多元化，成员的就业途径不仅是农业生产。

　　供销、信用等农村合作经济由1954年宪法所确定、计划经济时代，农村村民不能参与招工，农村中的供销、信用、消费等合作经济剥离经营可能符合当时的政策，但可能与法律不符；农村村民依靠农业生产仅能维持温饱，可能是农村不得不实行家庭承包责任的主要原因。

　　社会需要讨论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以及国家能不能根据法律规定恢复诸如供销、信用、消费等合作集体经济形式。

　　家庭承包责任制期限较长事实上剥夺了新增人口的承包经营权；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一对夫妻只生育一胎的计生政策下矛盾并不突出，但与鼓励多生育的政策可能存在冲突。最为重要的是家庭承包责任制可能与大规模的农业现代农业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于2006年；合作的范围除了信用合作外，还与《宪法》第八条的内容一致。《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条规定的合作内容共有四项。合作的范围有业务本身，例如，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合作的范围也有服务，例如，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问题是，服务合作是否包括业务本身？

　　《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二）项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开展以下一种或者多种业务：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及其他相关服务。

　　法律人首先要从文义解释得出结论，法条中列举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与“其他”的关系为列举与兜底关系；“相关服务”不包括农业“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等的本身。

　　多数人，特别是社会资本可能对前述结论有异议；法律人需要通过体系解释得出结论。《宪法》第八条第一句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分”，是指家庭承包经营，“统”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不能解释出由其他社会资本经营。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实施后，社会资本不遗余力地弱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多数建设用地已被社会资本控制，例如，不少农村学校的用地已成为企业用地。

　　2019年的《土地管理法》规定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目的之一为，农村集体组织通过开发、利用该类建设用地实现农村村民共同富裕；多数地方政府却寻找不到农村的建设用地的在哪里，于是合村并村便广泛实施。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是指土地总体利用规划中的所有集体建设用地，例如，城中村所有的集体土地可以评价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合村并村集约的土地经登记当然可以评价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的价值高低取决于登记的建设用地性质，例如，登记为工业用地与登记为房地产的价值不同。农村集体组织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利用、转让前需要确定登记的类型，例如，登记为房地产用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决定单独，或者合作开发等；地方人民政府不能自行决定谁利用，或者谁开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附近的土地通常为农业用地，并被家庭承包合同确定了具体的使用权；常州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附带“生态管养”可能涉及土地承包经营权，附带“生态管养”协议的期限不能突破本轮土地承包期限，否则，大规模农业生产可能被附带协议所限制。

　　从目前西部川滇黔渝三个劳动力输出大省的情况来看，土地所有者和耕作者主要是50后与60后，70后和80后主要作为劳动力输出到沿海一代打工或者在赚取第一桶金后回到落户乡镇或者市区，又或者直接通过一些渠道比如进入本地企业或者政府部门以及企事业单位，总之大部分由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而大多数90后乃至00后从出生开始便随着父母或者亲戚陆续来到城市，不太可能回到农村。

　　现在问题来了，再过10年，目前农村土地的主要拥有者与耕种者会陆续因为衰老而丧失对于土地的控制与利用。那时我们会看到，西南三线四线城市周围大量土地的荒芜与村落的空心化乃至衰亡。

　　而城市人口的迅速增长以及经济的繁荣会刺激对于粮食蔬菜肉类等农产品的需求的大量增加，而对于具有特色高质量的农产品的需求也会增加。对于城市周边闲置土地结合生态保护的大规模农业生产利用也许是未来农业企业的机会。

　　例如建立高端的家庭宅配有机农场，或者建立当地特色农产品种养基地(结合电商销售平台)，依托山地地形结合旅游业农林牧鱼综合发展建立生态农庄。

　　对于大规模的粮食作物以及蔬菜的生产，受西南地区的地形影响，若能解决当地小型农机具，产品以及农资的运输，也是有利可图的。这里我给出的方法是在没有道路的地方利用人工牵引或者智能导航的热气球进行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