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乐m6官网 mile米乐m6洪涝灾害往往都是制约农业生产发展的一个重大因素，洪涝灾害有波及面广、损害程度大、损失不易挽回等特点。同时，洪涝灾害也威胁着农业生产中农民的生命安全。故而，防汛便是气象信息服务在农业生产中较为重要的一个作用。气象部门可以根据降水预测、天气预报等服务措施，凭借着气象部门的网络系统，及时有效地将暴雨预警信息发放出去，让农民在农业生产的过程中能够做好准备，进而防止农民的财产损失和人身伤害。

　　与防汛相对的则是抗旱。全球变暖、气候异常，极端旱灾频发。在这种情况下，气象信息服务就能依据政府和气象台共同搭建的抗旱指挥部，积极分析气象态势，并制定相关措施，确保旱灾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农业损失能够降到最低。与此同时，气象信息服务可以利用雷达、卫星等进行气象观测，也可以引导人工降雨。

　　除了防汛和抗旱的作用，农业灾害知识的宣传可以称之为气象信息服务的一种综合性作用。气象信息服务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将农业信息和气象信息汇总、结合，并进行分析，随后将其传播给广大农民，让广大农民能够得到农业灾害相关知识的普及，不断提高他们在农业生产中的灾害预防能力。

　　现阶段，我国大部分气象部门都认识到了气象信息服务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重要作用，也在积极利用气象信息服务为农业生产出谋划策、提供便利。但是在实际进行应用的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和弊端。

　　气象信息服务的过程中，预测失误、气象发展分析失误和报告失误等我们往都称之为气象信息失真。具体而言，造成气象信息失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1.1大气运动在计算机上的数值模拟很多时候不能够将大气的线气象预测人员在预测和分析过程中的人为意识也极易造成气象信息失线.气象信息缺乏及时性

　　气象信息不及时是气象信息服务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存在的相当严重的一个弊端。一旦气象信息缺乏及时性，农民在农业生产中进行自然灾害的预防也就不够及时，造成贻误最佳预警时间的情况。尤其是冰雹、雷雨、泥石流等灾害，一旦气象信息的及时性不够，对于农业生产和农民人身安全的影响将会很大。

　　农业生产和农业经济的发展对气象信息服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中，不断提高针对性的气象信息就是其中一项重要要求。但是在现阶段我国气象信息服务在农业生产中应用的过程中，气象信息大同小异，都是一些常规性的气象信息。没有针对农业生产的具体要求进行气象信息服务，进而导致了气象信息服务对于农业生产的指导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要想让气象信息服务能够顺利的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加强各级气象部门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和服务观念就成了一项重要措施，这就要求各级气象部门对气象工作的重视性有一个全面的认识。首先，将提高气象信息服务水平和多方位立体化进行气象预报作为己任。其次，为农民提高真实、准确、及时的农业气象信息应当是每一个气象部门工作人员的服务观念。最后，在实际应用过程中，每个气象部门的工作人员要端正态度，时刻保证气象信息服务的高水平、高质量、严谨和科学。

　　气象信息服务在农业生产中的实际应用过程中，各级气象部门都应当不断提高气象信息的可靠度，避免出现失真的气象信息，同时也要保证气象信息能为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发挥出重要作用。提高气象信息可靠度需要做到以下内容：2.1积极进行创新和实践。

　　无论是农业生产还是气象服务，农业气象公共服务体系的地位都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气象信息服务想要顺利在农业生产中应用，也离不开农业气象公共五福体系的构建。具体而言，构建农业气象公共服务体系要求做到以下几点：

　　3.1积极引入研究人员，让气象实验和农业气象的贯彻工作能够能加科学、严谨。

　　论文摘要发生在2008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对江苏特色农业生产造成了重大影响。灾情发生后，通过半年内持续对特色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全过程进行了跟踪调查，分析了低温雨雪对其造成的潜在影响，以了解雪灾后防灾措施的有效性，为今后应对同类灾害积累经验。

　　2008年初，江苏省遭遇了历史罕见的低温冰冻雨雪天气，农业直接经济损失10.9亿元，约占整个直接经济损失的50%。灾害发生后，江苏省气象部门全力以赴投入到抗灾气象服务工作中，就灾害过程对农业生产影响，加强了跟踪气象服务工作，尤其在之后的半年内持续对特色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进行了跟踪调查，分析低温雨雪对其造成的潜在影响，了解雪灾后防灾措施的有效性，为今后应对同样的灾害积累经验。

　　2008年1月10日至2月2日，出现了20多天的持续低温天气；期间共有4次雨雪过程：分别出现在1月10～13日、1月15～22日、1月25～29日、2月1～2日。其中1月10～13日是我省2008年的首场降雪过程，降雪主要集中于苏中和苏南，部分地区达到大雪标准；1月15～22日全省出现连续1周的阴雨雪天气，淮北部分站点出现暴雪；1月25～29日全省出现暴雪天气，大部地区积雪深度为5cm以上，降雪最为严重的江淮之间南部和苏南地区，积雪深度为20～40cm，雨雪量为21.0～61.5mm；2月1～2日淮河以南地区再次出现降雪，沿江和苏南雪量达大到暴雪，新增积雪深度大于5cm的有25个站，大于10cm的有7个站，积雪最大的深度达19cm。1960～2007年江苏共出现4次严重的区域性暴雪过程，分别出现在1964年、1984年、1989年、1991年，此次暴雪过程具有持续时间长、范围广、积雪深的特点，严重程度仅次于1984年[1]。

　　特色农业是为适应市场要求，利用独特的农业资源，开发高营养值、高消费值或高附加值的农业项目，将区域内特有的名优产品转化为特色商品。目前，江苏主要有大棚温室蔬菜、茶叶、果树、珍稀苗木、名贵花卉、特种养殖等[1]。雪灾后主要危害如下。

　　倒塌园艺设施大棚4500hm2，损失5.4亿元；观赏苗木及果树折压2600hm2，损失8000万元；露地蔬菜受灾33300hm2。倒塌畜禽舍3.2万间，受损面积100hm2，死亡生猪5131头，家禽85.5万只，奶牛87头，羊1014只。33300hm2的林苗严重冻损，20000hm2的竹林压断，40000hm2的新造林被压断和严重冻害，133300hm2的成片林冻损。

　　2.2.1棚栽蔬菜。2008年1月25～29日的暴雪过程，损坏了大量的简单设施大棚，部分金属结构的大棚，由于抗灾措施不力，也损失严重。据调查，相同材质的大棚，抢救及时的大棚完好无损，棚内植物长势正常；而未能及时除雪的大棚，多数中部倒塌，甚至全部倒塌，棚内作物绝收。持续性降雪带来的持续低温和缺乏光照，蔬菜大棚内形成严重的低温、高湿、弱光小的气候环境，冻害严重，形成植株生长缓慢，生育期推迟。以番茄为例，往年2月中旬已经结出第1茬果子，而2008年同期不仅还未挂藤，大部分还需要补苗，投入增多，收成降低，损失惨重。全省蔬菜产量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2.2.2露天蔬菜。根据当时对南京市江宁区谷里蔬菜基地的调查，白菜全部受冻严重，有些白菜外层叶片霉变发红，根部腐烂，不能食用。从总体上来说，由于处于室外自然环境中，青菜、芹菜等大部分露天蔬菜受冬前的低温训练，处于正常的越冬期，受冻后叶片有发黄的现象，但冻害较轻。雪后，随着温度回升，长势恢复较快。

　　2.2.3茶树。雨雪冰冻对碧螺春茶树的直接伤害并不大，主要影响表现在以下2个方面：一是少数树枝被压断。因为传统的碧螺春是小叶种茶树，树型低矮，而且绝大部分是果茶兼种，果树高大，无形中为茶树撑起了保护伞。从实地调查看，苏州东西山一带的茶树被直接压垮的较少，只有一些幼年茶树树枝被积雪压断。二是出现“焦头”，雪落在茶叶上，叶芽中的液泡被冻坏，叶绿素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反应，发出来的芽头因此变成铁锈红色。这种现象，茶农称之为“焦头”，2008年出现的“焦头”比往年多1倍。气温和地温的持续偏低，使茶叶生长变缓，叶芽萌动时间推迟，相应的茶叶的开采期也推迟。2008年碧螺春开采期是3月22日，比往年晚了近半个月。由于2008年3月后的春季温度基本保持平稳上升的态势，没有陡升引起疯长和“倒春寒”使茶叶受冻的情况出现，昼夜日较差大，对茶叶品质十分有利，使2008年碧螺春茶叶的品质和产量反而好于近年。

　　2.2.4果树。苏州特产白砂枇杷属亚热带常绿果树，秋冬开花，幼果越冬，初夏果熟。幼果在≤-3℃低温时易受冻。2008年初的历史罕见的连续暴雪和低温冰冻天气，一方面积雪压断树枝，另一方面冻害严重损害了花和幼果。根据调查了解，苏州白砂枇杷的集中产地——东山和金庭（西山）两地的地产枇杷受灾严重，山头的枇杷果略好，损失在一半左右；平地由于冷空气沉积，枇杷花和幼果的损失比例高达80%，2008年苏州的枇杷减产近一半。越冬期罕见低温冰冻雨雪，使常州市杨梅树机械损伤严重，杨梅树枝折断，主枝劈裂甚至主干被压倒，其中幼年树受冻最为明显，严重者整株冻死，从而导致2008年杨梅产量明显减少。杨梅开花期遇暗霜，花芽萌动期偏迟，花量较去年明显偏少，再加上果实发育期大风频繁，造成枝条折断，果实掉落率高。据调查，2008年杨梅挂果数明显比去年少，收获期也较往年偏晚，造成杨梅减产。

　　2.2.5特种养殖。据调查，2008年蟹苗第1次脱壳在4月10～20日，第2次脱壳在5月15～25日，比往年迟10d左右，第2次脱壳时死亡率较高。蟹苗4月29日前后放养，目前个体大小为2～3cm，生长量比往年明显偏迟。这主要是因为蟹苗的生长发育受积温、营养吸收的影响较大，雨雪低温冰冻天气使蟹苗体质普遍较弱，加之4月份积温比往年偏低，光照偏少，阴天日数有19d，水温偏低，从而导致蟹苗的生长发育变缓。雪灾过程中在沿海地区由于受大风影响，使沿海紫菜养殖户受灾严重。连云港市近6670hm2紫菜均不同程度受损，一排排网帘被风浪打散，大片的紫菜被风浪从网帘上扯下来后随海水冲上了海滩，在连云区西墅海岸边，海水被紫菜染成了墨绿色。在连云区连岛、西墅、大板跳等处的海岸边，被风浪拔起的毛竹聚在海水中，因在海水里受到猛烈的磨擦，其中1/3不能使用，紫菜损失3000～4500元/hm2，损失共计约2000万元。

　　（1）2008年初的低温雨雪冰冻天气，对江苏危害严重的是特色农业，由于蔬菜大棚、园艺设施发生倒塌，导致棚内反季节蔬菜作物受冻，局部甚至绝收。持续的低温寡照，减弱大棚增温效果，棚内植株生长缓慢，生育期推迟，产量明显降低。低温还导致果树、蟹苗生育期推迟，产量下降。

　　（2）雪灾后，由于各级领导高度重视，加之特色农业关系农民自身利益，损坏设施的修复进展较快，作物灾后恢复生长快。入春后气温稳步回升，光照充足，土壤墒情适宜，再加上未发生严重“倒春寒”冻害，有利于特色作物的春长春发，有效地弥补了前期生长的不足，从而减轻了部分损失。

　　（3）加强灾后田间管理，促进植株恢复生长是降低损失的最有效途径。大棚蔬菜通过加盖地膜、晚上外盖等保暖增温措施，提高棚温，加快植株生长速度，明显提高了产量。果、茶树受灾后通过及时修剪受冻枝叶，及时补充速效肥料，促其尽快恢复生长，明显提高了产量和品质，降低了损失。

　　数量与质量的辩证关系反映了发展生态农业的必要性。只有发展生态农业才可以实现数量安全与质量安全的较好统一。当基本的温饱解决后，人们追求高质量生活的需求升级，必然助推以生态农业为主的农业发展方式的升级。在处理数量与质量关系上，追求量的同时，要按生态农业的标准确保质的要求。可以选择从满足基本质量安全的生态标准，向较高水平的生态标准分类发展不同质量级次的生态农业。

　　生态农业发展的直接主体是农业生产经营者。在开放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市场决定人们的行为选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否选择生态农业的发展方式，其决定因素仍然是市场，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源配置也必须遵循这一基本规律。基于这一点，发展生态农业要顺“市”而为。当前发展生态农业的需求已初现端倪。生态农业经营者在面临传统农业生产的自然风险和一般市场风险外，也会面临环境污染的生态风险，特别是他们精心营造生态产品的异质化、策划生态产品的市场细分时，还会面临其他不法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影响。为维护统一的生态环境和市场环境，需要政府发挥相应作用。首先政府要加大环境保护力度，对环境污染实行零容忍，对农业面源污染提供公共治理服务。其次制定农业安全生产标准，切实加强农业产品质量监管，完善从田间到餐桌的监督链条，破解市场主体因“囚徒困境”引发的道德风险问题。三是通过无公害产品、绿色产品和生态产品的标识认证，保护不同级次生态农业品牌，让农业生产通过更加生态的方式而有利可图。在发展生态农业方面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就要让市场与政府各司其职，互补而不跨界。从这方面看，生态农业发展应该是多元主体共建的过程。

　　不同生态农业理论都共同强调可持续性、安全性、自然属性。其宗旨和目的是一致的:在洁净的土地上，用洁净的生产方式生产洁净的食品，以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关系，形成生态和经济的良性循环，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不管生态农业的发展存在返璞归真的趋势，强调回归自然，还是以一种纯粹的生态农业观，反思化学农业和石油农业的危害，强调去化学、去石油化倾向，技术视角的生态农业仍然是生态农业发展的自然科学基础，反映了生态农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般自然规律。在生态农业发展的实践中，现代技术的应用也是无处不在，如各种自然生态链的恢复和完善技术、环境治理技术、生态循环技术、节水技术、转基因监测技术、环境监测技术、生态植保技术等等。但是某些技术的使用如果不当，也会带来负面效应。现代生态农业发展离不开技术的正确运用。尽管如此，促进生态农业发展更要注重相关制度建设，同时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也需要良好的制度环境。除了技术外，生态农业发展需要制度基础。生态农业生产主体的培育需要综合的制度变革，如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的协同推进，这将有利于各种要素和资源的合理流动和组合，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有利于通过适度规模经营来发展生态农业。同时要转变政策思路，按照微观机制重于宏观统筹的原则，以恒产促恒心的方式，提高微观主体对环境保护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将现代技术与传统农业有机结合，也需要相应的扶持政策，推行生态效益补贴，完善森林、草原、湿地、水土保持等生态补偿制度，形成正向激励，以提升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和技术应用水平。对于滥用技术从事农业生产的行为，更需加强反向约束的制度建设，让违法违规者得不偿失。

　　传统农业是靠天吃饭，现代农业是依靠农业技术。农业需要农业技术作为科技支持推动向前进步。先进的农业技术不是只放在实验室的科技成果，而是能被广泛推广、能被农民掌握并使用的可以转化为现实产品的先进生产力。过去基层农业部门是农业技术传播和推广的主要载体，农民是被动接受基层农业技术部门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宣传和指导，这些远远满足不了我国农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步伐加快，新农村建设更是提高了城乡经济文化相融合的速度，政府鼓励农业企业、科研团体等积极参与到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建设中来，推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实现科技成果向农村的成功转化，改善我国长久以来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低的不良局面。我国各地财政部门支持设立农业技术推广专项，由专业科研机构统一管理，各地农业技术部门逐级承担推广任务。基层农业推广部门利用广播、电视、报刊、网络、文字材料等多种方式向农民宣传新型农业知识，介绍农业新品种、新技术。各地地理环境不同、季节气候不同、人文背景差异，基层农业技术人员根据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培训和辅导农民。对适合当地的新技术的选择也是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关键。农业研究所及高校科研骨干等下乡下户，结合当地农时农事调查取证，慎重选择适合当地的农业科技推广项目。建立示范田及样板场地，让农民对农业科技有切身感受，在现场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指导。结合农业产品销售以及农业物资现实情况，基层农技推广部门适时调整农业技术的推广方向。民间互助交流带动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同地区农民之间一般有相同种植项目，经常交流切磋种植经验。各种形式的农业专业协会、农业合作经济体在农村成立迅速。新型农村合作组织以农民为主题，以承包经营为基础模式，聘用科研机构人员作为技术顾问，结合农村基层农业技术人员的指导和培训，成为新型农村生产的发展模式。每年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数量呈上升趋势发展，参与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农民也在逐年增多。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生产发展方式适合众多农民的现实要求。因地制宜的选择新型农业科技项目、快速有效的向农民推广技术要点有效弥补了单纯依靠政府部门扶持的农业技术推广方式，加快了我国农业发展的步伐。农村供销合作社依然是农产品流通的主要渠道，主要包括农业生产资料的经营和农产品的收购。供销合作社是市场与农民之间的桥梁，及时掌握市场行情把握市场动态，向农民提品销售情况和市场发展方向，跟随市场导向提高农产品生产的科技含量。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是社会向前发展的根基，依靠科学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已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普及，计划经济下由政府主导的传统农业生产也逐渐被以农民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新型农业所代替。在政府扶持和财政支持下农村的基层农技推广工作取得一定的发展，过去政府设定技术项目财政负担所有经费，现在是农民自己找项目财政给予相应的补贴。虽然农技推广的模式有所增多，但新型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推广效果远低于预期水平。根据我国现阶段农业发展水平，农村对高效多产的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需求应该是巨大的，但总体上接受新型农业技术并用于生产实践的农民数量并没有明显增加。造成这些问题除了农技推广工作没有做到位外，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对科技成果的应用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农业是受地理条件、气候变化影响较大的行业，农业科技成果的应用存在着技术风险和自然条件影响风险等多种不可控因素。传统农业生产时根据经验耕种，农民用经验推断可能需要采取的耕种措施。对待农业新技术农民只是根据程序按部就班的耕种，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无法预测更不可能采取有效措施进行修正和补救。从根本上说农作物的生产离不开光照、土地、水源等自然因素的相互配合，新型科技成果的生产流程是否能适应当地的自然条件也给农产品的生产带来许多不确定因素。多种不确定因素和可能出现的失败让农民对新技术更加小心翼翼，时常持观望态度。以家庭为单位的农民生产投入能力有限，分散到户的小块儿土地作业给新技术推广造成障碍。许多新型农业技术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产出、减轻作业者劳动强度等特点，这也是农民选择新型农业生产技术的主要原因。当前农村主要采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生产模式，独门独户的生产使种植规模受到局限，达不到新技术要求的高投入高产出的生产效果，没能有效提高农业生产的劳动产出比。新技术的效果没有显现出来并且生产效益没有明显提高，影响农民的期望和对新技术的后续采纳。另一方面，我国农民文化素质偏低的现状也限制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全国农民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占不到十分之一，小学及初中文化的占到百分之八十，剩下多为文盲和半文盲，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文化水平更是低于这个比例。农民在生产中技术接受能力较差，达不到增产增收的效果，也限制了农业技术的再推广。

　　我国未来农业发展的目标是适应市场经济规律努力提高农民生产收益，这也是广大农民真心期盼的结果。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推进城乡一体化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向前发展、彻底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现阶段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生产力的提高、物质资料的丰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全面带动了农村生产生活的发展。与此同时，计划经济遗留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和经济模式依然存在，城市和乡村差距明显存在。新农村建设带动一部分农民先富起来，农户之间也出现明显的贫富差异。这些都需要加强和改善新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适应市场经济制度也带动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目前我国农业技术推广的主体依然是政府部门，技术推广的经费主要由财政预算负担，社会团体、民企组织等其他非政府来源的经费依然占较少比例。长久以来，地方政府农技推广经费短缺问题一直严重，这也是导致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低的重要原因。专项经费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落后，都严重阻碍农业技术推广工作的开展。因此，完善推广体制、增加推广经费是农村政府工作的重点。有针对性的增加农民的技术培训，让农民掌握技术要领，降低生产投资风险，提前采取规避措施降低损失，真正在生产中见到收益。

　　“小农是农场家庭，从土地中以他们自己的生产方式取得生活资料，其农场生产主要依赖自己家庭劳动力。他们总是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经济体制所支配，也总是部分地与市场相结合，具有一种高度的内在完整性”[2]。

　　从生态的角度上分析，“从土地中取得生产资料”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从大的生态环境中取得物质流进入小农家庭，土地不但包括农用土地还包括山川、湖泊、森林、草原等。但物质产品流要与其周围的社会环境在产品和劳动力上发生关系，“小农总是为一种较高层次的社会经济体制所支配”。从人类进入农业社会以来，支配小农的社会经济体制不断地发生变化，主要的几种形态有乡村公社、封建领主、地主和国家政权。在几种政治体制作用的同时，小农经济还不同程度地与市场发生作用。早期阶段与市场的联系少，而晚期阶段与市场的联系比较多。

　　我们把小农在自然的或农业的生态系统中的物质交换，称之为生态交换，在政治体系中或市场体系中的交换称为社会交换，小农生产具有生态交换和社会交换的两重性（见图1）。小农生产总是处于一种与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双向的交流过程中，在第一种交换中，小农生产（P）独立于社会组织系统之外与大自然交流物质，形成一种物质循环流。在后一种交换中小农与社会进行交换，从而产生一种小农与社会特别是与市场的产品循环流。小农户一方面是整个自然和社会进行物质交流的基础，又是社会交换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两种交换在各个不同历史过程中，由于生态系统和社会组织系统以及人口和技术水平的不同，这种双向交流的过程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生态学分析方法研究农业历史的过程。[3]

　　为了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我们必须分析确定这两个系统主要组成部分和物质能量流动的方向和数量。

　　首先，在生产过程中，小农生产（P）首先是从生态系统中获取物质或能量，然后将这种物质或能量向社会组织系统进行一定程度的转移，从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干预的层次来讲，我们可以将外界与小农生产发生关联的生态系统也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在人们进行生产活动干预时，未对其结构、层次和内在动力机制产生重大改变的生态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然生态系统，也可称为自然环境（Thenaturalenvironment），简称NET。当然，这种环境主要是小生产范围所能辐射到的区域内自然环境，在这种环境中小农所进行的活动主要有狩猎、采集、捕鱼等。第二种生态系统是自然生态系统部分地受到人类活动的干预而形成的，我们称之为被改变了的环境（Thetransfomcdenvironment），从整体上讲，人们在驯化动植物的同时，也大大地改变了生态系统，改变了地表面原来的自然状态下的那种生物组合关系，农业集约化发展，是人们通过改变特定的生物区域内生态系统的能量、水、氮素营养、矿物营养循环来实现的。到目前为止，世界上陆地面积的10%已成为栽培地[5]，可见，农业的产生和强化已经使整个地球表面的生态系统内的生物组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另外，也导致了土壤质量的改变，应该指出这种被改变了的生态系统不单纯地包括作物种植业，还包括林业、动物饲养业和渔业，是一种大农业，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农业生态系统。

　　那么，这种人为的环境与自然环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呢，一般人认为自然生态系统具有自我保持（Self-maintenancc）、自我修复（Self-repair）和自我复制（Self-reproduction）的功能，而被人为改变了的环境，也就是说农业生态环境是一种内在不平衡的系统，需要外在的能量投入才能维持其平衡，这种外在的能量是人或牵引动物的能量或化石能源。

　　如果我们将社会环境（Thesocialenvironment简称SET）也算在内的话，那么小农生产P可以看作是一个在三种环境相互作用下的生产单位。NET和TET可以很容易在空间上进行定位，但SET则不易具体地确定，我们只好将SET总结为小农与外在政治经济体制的联系（如赋税、地租等）和与市场的产品交换联系[6]。

　　在确定出P、SET、NET和TET之后，为了分析的必要，应确定出各种不同的内在联系，在这里我们引入劳动力的概念，以F[0,]表示，主要是指小农家庭的生存者用以从自然中取得生存资料的物质手段和知识手段。由于劳动力是分别流向两个生态系统的，我们将流向NET的劳动力称为F[0a,]，流向TET的劳动力称为F[0b,]。在阶级社会里，小农还要向社会系统付出劳动力，我们称之为F[0c,]。在生产中，P得到自然向农户转移的两个物质流，第一支物质流来自自然生态系统。我们定义为F[1,]，第二支流来自农业生态系统，定义为F[2,]。小农在获取这两个支流后，以两种方式处理，第一种是自我消费其中一部分产品，这是维持小农再生产的基本条件，我们定义为F[a,]，第二种处理是对外与社会发生联系，我们称之为F[b,]，F[b,]在各个历史时期所保持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我们将F[b,]部分流入政府组织或乡村政权系统的物质流称之为F[b1,]，流入地主的为F[b2,]，流入市场的为F[b3,]，从市场中得到的回流是F[3,]。可得到公式

　　F[0a,]和F[0b,]的付出是保证取得F[1,]和F[2,]的基础。从上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F[b,]、F[b2,]过高，也就是阶级统治压迫比较强烈时期，F[a,]和F[b,]的值必然减少，从而也会影响到系统的物质平衡。而F[0,]是在F[a,]的基础上形成的，从营养学上讲具有一定比例关系，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可以认为F[0,]=F[a,]，从公式中我们可以得到，在一般条件下，F[1,]+FRD13502[2,]是定值，F[b3,]-F[3,]为市场剥削，在传统社会里，这部分的数量一般不算太大，因为小农与市场的结合程度较松散。如果小农受到比较强的政治和经济剥削，也就是说F[b1,]+F[b2,]的值较大，而威胁到F[a,]之值时，小农家庭的再生产就可能受到威胁。所以说，F[a,]与F[0,]相对应的平衡是整个物质流、能量流平衡的关键。

　　[1]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北京，1986；《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北京，1992。

　　在农业驯化之前的狩猎时代里，农业生态系统或者说受到人类强烈干预的生态系统尚未形成，人们的食物来源直接来自自然生态系统，人类的劳动力投入有两种特点，一是比较少，二是面比较广。许多人类学家的研究证明在狩猎时代，人们为食物所支付出的劳动量远较后期农业劳动投入量为少，因为人口稀少、资源丰富，劳动生产率比较高[1]。人类的狩猎、采集行为只是自然生态系统循环中的一个环节，由于所施加的影响力小，所以不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影响。这时期，社会组织系统尚未形成，部落内的各个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单位，只是与大自然发生简单的双向联系。

　　尽管这种人对自然的依赖关系并不影响大的生态环境的变化，随着人口增长，生态系统中人类所取食的那部分物种的数量就开始逐渐地发生变化，如果人与人所依赖寄生的物种关系发生变化的话，那么人口的增长肯定会导致寄生物种消失，而寄生物种的减少和消失，反过来便会影响人口的数量，所以说在农业发生以前仍存在着人口压力，人与其寄生的物种存在着周期性的交替消长关系。人也经常受到饥饿的威胁[2]。尽管大的生态系统受到较小的影响，但人与生物所形成的系统是经常处于不平衡状态的，F[0,]与F[1,]都呈周期性变化，这种周期性不稳定的作用，将农业以前的人口稳定在一个相对稀少的水平上，人类对这种周期性不平衡的适应和进化，便是改变这种人与取食物的简单的寄生关系，改寄生为一定程度上的共生，这也是农业驯化的产生和推广的进程[3]。

　　农业生态系统产生以后，定居也逐渐地形成了，这说明人开始在一定固定的区域进行生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家庭生产者对环境进行定期的、经常性的修饰活动增加了，这种被人们改变了的生态系统也就逐渐对整个生态环境开始施加影响。这个过程是随着人口压力的加强和农业集约化程度的提高而加快的。

　　在农业刚开始产生时，农业生态系统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并不占主要地位，狩猎和采集仍占有很大的比重，农业生产所取得的食物只是一种补充，驯化动植物种类在某个地区内物种数量也只能占很少一部分[1]。如从半坡出土的生产工具来看，可能用之于农业生产的石斧、石刀、石锄、石铲等生产工具占633件，狩猎工具的数量达644件，说明渔猎经济在人们的生产活动中仍占很大的比重。[2]尚民杰从青海地区原始农业的三个历史时期的对比中发现，从半山类型到马厂类型再到齐家文化时期，农业生产工具依次增多而狩猎工具依次减少[3]。农业比重的提高也说明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并使人们所接触的村庄周围的属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区域逐渐减少。从图3b中，我们应该认识到TET在逐渐扩大，NET在逐渐缩小，F[1,]逐渐减少，F[2,]逐渐增加，与此同时F[0,]的数量也增多，这是由于农业生产所引起的人口增加而产生的。这时期的农业形态是原始农业生产，小农生产单位相对独立地进行生产，土地归部落公有，除了进行一定的公共义务外，小农不向外界社会政治系统、市场系统或经济剥削系统提品。所以，我们可以假定这时期小农不受社会系统的支配。

　　农业在一开始时期处于定向采集和刀耕火种阶段，这时期的农业生态环境与其他地块的生态环境尚显示不出很大的差别，以长休耕期的刀耕火种农业为例，除了在1—2年内种植区域内的植被受人们支配控制以外，在其余的长达10—20年的休耕期内，基本上处于自然演化更替状态，也就是说恢复成自然生态系统。南方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在种植后20年，基本上可以恢复成森林植被，黄土高原气候半干旱，在春秋战国以前，黄土的植被属于森林草原植被，20年左右的休耕期可以对灌木林和草原植被进行恢复，但恢复比较高大的森林植被往往就比较困难了。在刀耕火种农业期间，南方地区的原始农业基本上不影响生态环境，北方地区的影响程度大一些，但也远比后期要小得多。

　　由于黄土的易耕性，所以在人口压力的推动下，集约化农业首先在这一区域开展，持续的农业开发以及休耕期的缩短，越来越对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产生影响，但即使在短期休耕的条件下，杂草植被仍可以定期地对黄土产生覆盖保护作用，相对地延缓黄土的冲蚀。战国以前，黄土高原地区的一些黄河水系是清澈的，即使是到了唐朝，渭水仍然清澈。[4]

　　[2]黄克映：《从半坡遗址考古材料探讨原姑农业的几个问题》。《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

　　休耕期缩短是人类干预生态系统强度特别是农业生态系统强度的标志，随着人口的增长，对有限的土地持续开发的区域也越来越多，农业生态系统在休耕期缩短和劳动力投入水平增加的情况下，系统本身也越来越与自然生态系统相区别开来。

　　农业生态系统的发展和集约化的提高，不但改变了生态系统，并且人类自身也越来越依附于农业生态系统，由于农业生态系统的自平衡远远低于自然生态系统，如表1所反映的也正是这种不稳定性在各方面的体现。所以农业生态系统的稳定也要高度依赖于人的调控，这种相互的依赖性和共生性决定了相互之间的同化，农业系统的不稳定也必然要反映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也就是社会系统上来，农村公社时期那种稳定的土地公有制，定期的轮歇制在人口增加、生产强化和内部贫富分化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下而逐渐向土地私有、短期休耕或土地连作的方向发展[2]。在小农生产者之上的农村公社制也逐渐在掠夺土地的战争逐步升级的情况下被破坏掉，村庄从此成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小农户要向政权系统纳税。不但如此，在村庄内部贫富分化、土地兼并的条件下小农户可能还要付出高昂的地租来租种地主的土地。从整体上看，随着农业生态系统在人口压力下的扩展和不稳定性的增加，一种新的系统SET又在农业生态系统基础上建立起来了。SET严密地控制着TET的调控者──人，也就是小农生产者，正象小农生产者严密地调控着TET一样。人类社会的自身的管理系统正是这样被农业生产管理系统所同化。

　　如果将小农户纳入社会系统中，并用各种资源表达农业生态系统的线那样表达社会系统和农业生态系统的关系。如果图3易于描述一个村庄一定时期内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的线则更容易历史地描述一个地区农业生态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作用。从图4中我们可以看出人口、技术、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阶层化等因素都是相互作用并影响到投入的水平，如政治可以通过调整社会的结构来影响人口与技术，而人口和技术则直接影响投入的水平。而意识形态往往可以直接影响到社会结构、人口和技术，总之，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决定了投入的数量和性质，也决定着所能从农业生态系统所得产出的数量和性质。

　　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小农经济和封建专制社会体系中，SET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对TET的操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集权政府的作用。正象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农业生产依赖于政治，正象欧洲依赖于天气一样”。

　　（1）减少压迫程度，削减F[b1,]和F[b2,]的值，削减F[b1,]的措施关键在于削减寄生在官僚系统中的寄生人口，这样才能减少赋税压力；减少F[b2,]的措施在于抑制土地兼并，实行耕者有其田。“文景之治”的成功正在于削减F[b1,]，而“贞观之治”则在于削减F[b2,]，也就是以强有力的政治手段贯彻“均田制”，打击地主豪强。

　　（2）在开国之初，耕者大都有其田，削减F[b1,]的措施也很明显，到王朝经历一段时期以后，人口增加，地租上升，正确的政治措施不但在于削减F[b2,]，还在于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农业技术，如汉武帝时期的政治特色，正是如此。这种措施在于推动小农户增加了对农业生态系统的投入水平和技术改造水平，当农业集约化的发展越来越依赖于水利和新技术时，这种TET对SET的依赖性也就越大。汉武帝时期长安和关中地区的人口对西北水利高度依赖，现代日本、台湾农村地区的小农生产对政府在技术提供方面的依赖也说明这种情况。

　　封建统治者在政治的操纵过程中往往做不到这两点，特别是当人口增长到一个地区负载量极限时，国家政权不但不能够组织水利建设、推广和鼓励新的农业技术的应用，而且由于官僚体系的庞大、腐败，豪强地主的崛起，剥削格外严重。这一切都会使各种形式的农业投入品减少，使本来就不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更难提供稳定的产品供给，当产品供给满足不了人口的需要时，整个SET系统便会发生大动乱，人口出现大削减，而动乱时期的TET系统则由于得不到投入的保证而向NET系统复归。动乱时期大量的荒芜土地便是这种回归的反映。

　　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生态系统的范围和稳定性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由于我国地域的广阔性，自然生态系统多种多样。农业生态系统在泛化过程中也在与各地区的生态环境相结合的过程显示出不同的特点，形成许多种不同的农业形态，尽管这些农业形态都是集约化农业经营的泛化。

　　黄土高原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已经达到了高度的劳动力集约化。铁器时代以后，这个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在强化开发的条件下，已显示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因为这个地区的干旱条件和易流失的土壤条件难以使农业生态系统在连续的耕作条件下保持稳定。当一定程度的休耕期放弃之后，这个地区的农业就显得对水利具有高度的依赖性，西汉时期水利建设搞得好，农业和人口密度也达到高峰；当水利建设衰退时，农业和人口就呈明显的下降状态，以陕西为例，西汉末年的高峰人口数为327万人，东汉时期由于水利事业荒废，人口不足100万人，在以后的几百年动乱时期人口更少，一直到隋、唐盛世期间人口才恢复到300—400万人之间，以后长期在这个水平上波动，到17世纪新作物引进以后，才又开始上升。可以说传统的以栗麦为主体的旱地农业形态，其人口负载力在传统时代里已经在西汉时达到了高峰，并且随着持续时间的加长而显示出愈来愈不稳定的特性。对依赖于北方农业的封建政府来说，也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隋代以前，黄土高原和次生高原地区有一半时间处于动乱状态。以后，政府系统不得不加强对另一个生态系统的依赖，大运河的开凿正是实现了这种依赖作用。

　　黄土高原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主要表现在旱灾频率加大，长期的开发使森林、草原植被遭到破坏，土壤的保水、保肥能力下降。在同样的降雨条件、同样的人口压力条件下，人们对旱灾的感受明显地增强。西汉末年陕西地区旱灾的频率是100年发生15次，到8世纪也就是盛唐时期，从气候条件上看，尽管降雨量比汉代增加，但旱灾的频率已经增长到100年发生43次[4]。由于这两个时期人口压力也基本上相等，可以断定黄土高的地区的农业生态系统的不稳定性至少增加了1倍以上。

　　南方水田稻作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开展潜力，是远大于北方旱作农业生态系统的。水田稻作业不但可以提供比北方旱田高出1倍的产量，稻田的水面覆盖还可以防止土壤流失，并相对地稳定土壤中的氮和有机质的含量，现在太湖地区土壤有机质含量高达28.2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地区旱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才有10.4g/kg和9.7g/kg；太湖地区水田的土壤含氮量达1.47g/kg，而黄土高原和黄淮海平原旱田的土壤含氮量只有0.7g/kg和0.63g/kg[5]。从社会系统方面看，宋以后，南方地区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并在这个基础上保持政治系统的相对稳定。由于人口的增加，人均土地数量的减少，封建地租在后期达到很高的水平，剥削程度远超过北方，但一直到清末，并未发生大规模动乱，充分体现了南方地区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对社会系统的支持作用。封建统治者只要维护社会稳定、抗御北方的侵犯者，便可以获得长期的稳定统治，与封建社会前1000年的那种政治动乱情形形成鲜明的对比。尽管没有“均田制”的推广，也没有汉武帝那样大规模地兴修水利，但宋、明、清三个王朝统治时间各长达300多年，只是到了清末，南方地区在人口压力进一步加强的条件下，才发生象太平天国这样的动乱[6]。

　　[6]何炳棣：《1368—1953中国人口研究》，葛剑雄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尽管农业生态系统的物种的多样性远远少于自然生态系统，但在传统农业条件下，由于小农与市场的联系相对少，所以，家庭的非食物消费往往也要靠家庭劳动者的直接生产才能满足自身需要，而这些日常用品制造所需要的原料也必来自NET或TET。所以，种植的多样性从农业一开始就存在着，热带亚热带刀耕火种区内的农业种植就具有很大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一般是随着小农消费水平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生产行为在传统社会阶段是一种被广泛采用的“多用途策略”（multiusestrategy），这是由小农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和实用性最大追求原则所决定的。但这种多用途策略的采用随着历史的发展阶段不同往往出现在不同的水平上，《豳风·七月》所描述的多种种植，可能是在农村公社基础水平上的多样化生产，这可能与欧洲中世纪的庄园制有类似之处。战国以后，生产多样化资源配置方式则完全由小农家庭自己负担。《汉书·食货志》中记载的多样化种植是“还庐树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菰，殖于疆场”，同时，还大搞庭院经济“鸡豚狗彘之畜，毋失其时，女修蚕织”，为的是达到“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

　　那么在人口压力下农业集约化的加强和农业生态系统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小农的种植行为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认为小农尽管在作物种植行为上采用那种“杂五种，以备灾害”的作物轮作、间作、套种种植方式，并大面积地种植养地作物。但从总体上的那种农桑并举、农牧结合、多种经营、多样化消费的生产消费结构是要发生变化的。首先是畜牧业的比重下降，因为由人口增长引起的草荒地的开垦减少了用以放牧的区域，特别是在休耕期缩短导致连作耕作时犹为如此，汉代北方旱作区的人均耕地只有4—5亩，尽管古人描述出一幅多样化种植、多种经营的图画，但“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的消费水平就足可以说明多样化种植和多样化消费在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欧洲的小农则不同了，由于长期存在的休耕地使大量地饲养大牲畜成为可能，代表18世纪英国农业革命水平的Norfolk四程轮作是在休耕地上种三叶草（Clover）和芜青（Turnips）为基础代替以前的二田制或三田制休耕，在四年轮作过程中，作物种植时间和牧草种植时间各占一半，这样不但载畜量提高了，农业产量也由于土壤肥力的增加而提高，所以说，四程轮作比西周时期的井田制更有生态稳定效益，何况黄土高原是干旱区，而英国是雨量偏多的地区。

　　尽管如此，小农户在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生产多样化紧缩的情况下，仍然以最艰辛的劳动投入和低水平的消费要求以达到相对稳定的农产品收获量。如大豆的种植在汉代黄河中下游一带的推广面积已达到40%[1]。这种作物一方面用来养地，增加土壤含氮量，另一方面用以抗旱，是一种相对具有稳定产量的作物，从营养学上讲也可以补充人在常年素食情况下的蛋白质需求。小麦种植对水利的依赖程度比较大，西北水利衰退之后，小麦种植也相对减少，一般是谷子、高粱与大豆进行轮作、复种。下游地区雨量偏多，生态的相对稳定性往往使种植多样化得以形成，特别是在人口压力较低时期。如《齐民要术》所反映的作物种植种类与蔬菜种类多达14种。但随着后期人口压力的增加，新作物的引进，种植业结构中也越来越趋向于向少数高产、粗粮作物集中，以前的作物如黍、稷、小豆、麻、麻子、胡麻、瓠、芋等的种植面积可能越来越少，作物只集中在玉米、高粱、大豆、甘薯、小麦这几类，桑、麻的种植已被棉花所取代，这其中大豆的播种面积在一般的村庄内只有10%左右，高用地作物如玉米在许多村庄则高达30—40%左右，高粱和栗各占20%，小麦也在10—20%之间。[2]在北方旱作区域内，如果前期的变化趋势是畜牧业减少的话，那么后期的变化则是种植结构内的调整，向粗粮化、单一化的种植业结构转变，豆科作物的大面积种植和多样化种植业结构，已经完全为高人口压力所改变。由于人口压力和高土地利用率，下游地区水旱灾害频率也比以前大大地提高了。如河南省淮河口地区从16世纪到19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67.5次，涝灾约80次；而从9世纪到15世纪平均每100年发生旱灾36.3次，涝灾33.4次。

　　在北方农业生态系统愈加不稳定的条件下，小农的选择一般是在小块土地上混合采用几种轮作种植方式，以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和粮食，表2所列的是一种比较普遍采用的种植模式。在这种生产配置中，每年能收获棉花、小麦、大豆各一荏，以此来应付水灾、旱灾的频繁所带来的收入的不稳定。某块地上灾害严重，可以从另一块地上得到补偿；粮食作物的欠收可从卖棉花的现金收入上得到补偿；旱灾严重时有大豆、高粱等抗旱作物求稳，水灾严重时有小麦应付。这是北方小农对高度的生态压力和社会压力的一种稳定性选择。

　　与北方小农不同，长江三角洲和华南一带的农民在人口压力、经济剥削加重的条件下，则通过向土地追求最大的生产量的方式来满足消费的需求，这是由于水田农业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性所决定的，唐宋以后稻麦轮作的推广和以后双季稻和一年三熟制的产生，说明小农生产强化手段主要集中于通过一种高产作物──水稻，向土地索取最高的产量。这与北方小农在粮食作物种植过程中所持的那种谨慎的搭配形式形成明显的对照。到晚期，珠江三角洲甚至发展出一种高投入、高产出、多样化生产的“桑基鱼塘”式的农业经营模式。[4]这说明农业生态系统在社会人口压力增加条件下已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协调和循环机制，这当然是由珠江三角洲丰富的水、光热资源所决定的。只有在这种丰富资源的条件下，人口压力才能推动出这种具有良性循环的高产、高效益农业生产技术。总观全国各地区的情况来看，小农农业生产技术的发展、多种经营的程度以及生活消费水平，主要是由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和稳定性决定的。

　　[2]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P321—325。

　　一般而言，当居民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以后，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基本稳定，由需求变动引起农产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大部分文献从供给角度解释我国农产品价格上涨现象。一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随着国际国内农产品市场的整合，国内农产品价格会更明显地受国际因素影响[9-10]。国际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通过进出口、期权期货和国际资本潜入抬高了国内农产品价格[11-12]。另外，国际石油价格上涨一方面带来的对生物燃料的需求，扩大了对粮食等农产品的需求，推动了国际及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13-14]，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成本抬高了农产品价格[15]。然而，姚涛、赵一夫等的研究表明，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我国农产品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农产品的进出口主要在于调剂品种，国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仅会对那些进出口贸易量较大的农产品带来较大影响，比如大豆，不同的农产品受国际同类产品的价格影响也存在很大差异[16-18]。另外，虽然加入WTO之后，农产品市场逐步开放，但各国出于粮食安全以及保护本国相关产业利益的考虑，对农产品的贸易保护仍然屡见不鲜，这也阻碍了国际农产品价格波动对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传递渠道，上述解释并不能够完全得到经验证据支持。二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改变了居民对通货膨胀、农产品价格变动和利率变动的预期，从而增加了包括粮食产品在内的大宗商品的存货需求，投机因素导致农产品物价上涨[19]。这一结论即使能够解释粮食这类易于储存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很难说明诸如水果、鲜菜、肉类食品等不易储藏的农产品价格变动。另外，从每次价格上涨的先后顺序来看，农产品价格上涨通常先于一般物价上涨。卢锋、彭凯翔认为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购买力下降会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20]。马龙和刘澜飚从经验层面证明了货币供给冲击只能解释9%左右的农产品价格波动[21]，蔡风景等也认为货币政策主要通过改变货币供应量和汇率机制影响农产品价格[22]，但传导效应不强，这与本研究最终的结论是一致的；最后，张利庠和张喜才、何孝星和张宁以自然灾害频发及其他不可抗力等外部冲击导致的农产品供给下降解释价格上涨[23-24]，胡卓红和申世军认为农产品流通成本过高导致了农产品价格上涨[25]。从我国近年来农产品价格上涨过程来看，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而不是某一种农产品价格上涨，虽然每次价格上涨最快的农产品不同，但几乎所有农产品价格都存在上涨趋势；第二是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而不是某一次暂时的上涨，基于这一特点，部分学者认为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应该看作一次相对价格的调整，是农产品价格向自身价值的回归。已有文献虽然可以说明部分农产品或某一次短暂的农产品价格上涨，但很难对过去近10年农产品价格普遍上涨作出一般性说明。本研究将要证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是近年来推动农产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经济变量之间存在复杂的动态联系，在建立计量模型对他们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时，往往很难区分外生变量和内生变量，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往往需要建立非结构化模型来描述变量之间的关系。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把系统中每一个内生变量作为系统中所有内生变量滞后值的函数来构建模型，分析时间序列系统的相互联系以及随机扰动对系统的动态冲击。本研究利用VAR模型验证农产品价格、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货币供给量、原油价格之间动态联系，模型表述如。其中，Appit、Ampit、Mit、Coit分别为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货币供给量指数和原油进口价格指数，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根据中国农业信息网的年度数据整理得到，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来源于CNKI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货币供给数量指数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提供的货币供给量（M1）计算得到，原油进口价格指数根据《中国经济景气指数月报》相关数据计算得到。所有数据均为2006—2012年的月度数据，不存在季节因素，无需进行季节调整。

　　2.1数据的平稳性及协整检验在建立VAR模型之前，首先对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采取较常用的ADF检验法，对各时间序列的水平值和一阶差分值进行检验，结果说明所有变量均含有1个单位根，为一阶单整（表1）。当一组具有相同单位根的变量存在协整关系时，基于水平值的向量自回归模型不存在错误识别问题，最小二乘法得到的参数估计结果是一致的[26]。现利用JJ方法检验以上变量的协整关系，检验结果说明变量之间至少存在两个协整变量，协整关系成立（表2）。

　　2.2建立非约束向量自回归模型在非约束VAR模型中，由于在模型的右边仅包含内生变量的滞后值，不存在同期相关性问题，即使扰动项有同期相关，用普通最小二乘法便能得到一致且有效的估计量。在滞后期的选择时，主要参考的是AIC准则和SC准则以及考虑模型的经济学意义，最后选择滞后3期值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为了检验所估计的VAR模型是否具有合适的滞后结构，本模型AR根模的倒数均小于1，位于单位圆内（图2），说明VAR模型是稳定的。通过观察依据以上各时间序列变量建立的VAR模型参数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各时间序列都表现出强烈的惯性，其滞后值对当期值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参数估计量的T统计值具有显著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对农产品批发价格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选择的滞后3期模型中，滞后1期和滞后2期参数估计T统计量显著，滞后1期的系数大于0，而滞后2期的系数小于0；从计量模型看，其他内生变量滞后期值的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其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较小。2.3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为说明当内生变量产生某种冲击时对系统的动态影响，需要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扰动项的变动如何传递到各个变量，以说明该冲击对其他变量影响的变化趋势。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冲击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在前两期上升较快，从第3期开始，其影响慢慢变弱，到12期时趋于0，说明了农产品价格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冲击的正向响应。来自于原油价格的波动在第1期、第3期和第4期大于0，12期之内的其他时间都小于0。而农产品价格对来自于货币供给冲击的响应在12期之内都是负的，说明货币供给增加未必能导致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图3）。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对来自于农产品价格和原油价格的冲击响应首先是上升的，然后趋于下降，对来自于货币供给量的冲击，在第1期为正，后面11期均为负，说明货币也不是导致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原因。方差分解是通过某个变量基于冲击的方差对于被解释变量方差的相对贡献度来观测这个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程度的大小，从而评价不同变量冲击的重要性。对于农产品价格上涨，从第3期开始，农产品价格自身的影响降弱，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迅速增强。随着时间推移，原油价格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程度缓慢上升，12期之后逐渐平稳。通过方差分解发现，扣除农产品价格自有的惯性，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波动对农产品价格的影响所占权重最大，并在第3期之后相对稳定（图5）。随着时间推移农产品价格影响程度逐渐上升，其自身价格波动的惯性下降，在15期之后各变量的冲击对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影响程度平稳（图6）。

　　随着农民工工资上涨，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将会越来越大，《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894万人，比2012年增加633万人，增长2.4%，但低于2012年3.9%的增长率，这从数据上验证了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逐步扩大但转移速度下降的趋势。短期内，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激励下，部分农民工回乡务农，增加农产品供给，抑制农产品价格过快上涨。但是长期来看，在农业贸易条件不利及比较收益下降的情况下，农业劳动力减少是必然趋势。为保证农产品供给，稳定农业产量，劳动力替代型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数量必然会增加，如农业机械的使用、农业生化技术的投入，这一趋势将继续提高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影响农产品价格中的比重。因此只要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农产品价格上涨也就是必然的，当然前提是相比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的幅度，农产品价格上涨能保证农民获得收益。从近两年相关的月度数据看，2013年1月—2014年4月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最高月份是2013年10月，同期上涨109.6%，最低月份是2013年3月，农产品批发价格指数为96.9%，但总体趋势是下降的，这可能是对农产品价格上涨的预期增加了农产品供给带来的结果。短期内，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在大部分月份仍然处于上行趋势，但上涨幅度越来越小，在2014年1—4月已经出现了下降趋势。虽然从单个月份的数据来看两者的相关性不强，但整体变动趋势是吻合的（图7）。可以预测，长期内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逐步扩大的背景下，随着非劳力畜力农业生产资料投入的增加，其价格变动必然成为影响农产品价格变动的主要因素之一，两者的变动趋势会表现出较强的相关性，当然这种相关性在数据上的表现也会受农村劳动力返乡、农产品价格预期、自然灾害、季节因素等其他影响农产品供求因素的干扰。

　　对劳动力具有替代作用的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业机械，也是替代劳动力的主要农业投入要素；一类是农业生物化学技术，主要用于节约土地这类稀缺的农业资源，但对劳动力也具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对于农业机械生产而言，原材料价格波动不大，机械购买价格可能会因为制造技术的进步而下降，但机械使用过程中的油料价格容易受原油价格波动的影响，这将会间接地传递到农产品价格中。另外，对于农业生物化学技术，如一些化肥的生产依赖于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长期内随着这些资源的日益枯竭，如果没有发现替代性的资源，其价格必然上涨，这也会成为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的一个推力。农产品价格上涨是近年来宏观经济研究中备受关注的经济现象，由于农产品需求弹性较低，其价格上涨增加了居民的生活成本，影响消费支出结构。实际上任何一种商品的价格都不可能永久停留在一个水平，价格波动的原因来自于影响供给和需求的各个方面。随着近年来的农产品价格上涨，已有研究作出了各种解释，本研究在不完全否定已有解释的基础上，从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角度提供一个补充性的解释。通过分析发现，虽然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上涨很大程度上能解释农产品价格上涨，但长期看来其解释力仅有20%左右，而其他几个变量的解释力更低。在本研究的计量模型中，农产品价格表现出强烈的惯性，意味着应该还包含着未分离出的其他解释变量，笔者认为当前从农业投入要素角度解释农产品价格的研究中，所忽略的两个重要方面是农村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的变动，其将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汉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作为封建社会农业特征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得到很大发展。我国此后两千年封建社会的传统农业的发展道路就是在汉代形成的。汉代农业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从汉代情况看，我国传统农业走的是什么道路，具有哪些特点、成就和局限?这些问题需要专门研究，本文只就其中一些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

　　“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马克思这段话启发我们，谈汉代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要先看三个数字。

　　第一个数字：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多高?这是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主要标志。可以拿每个农业劳动力生产的主要产品——粮食的年产量作为代表。

　　第二个数字：劳动者的个人需要有多大?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农业劳动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这是封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可以拿每个农业人口一年的口粮数作为主要标志。

　　先看汉代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指原粮，下同)。计量汉代粮食数量有一些困难，其一是记载中“粟”有时也可指去壳的米；其二是汉代量制有大石小石两种，记载中的粮食量属何种量制有时不易分清；其三是西汉亩制有大亩小亩两种，有时也难于区分。我们这里把“粟”均作为原粮；把大多数出土量器如商鞅方升、汉上林共府升、新圜升等(容积约200毫升，当今0.2市升)作为大石一升的容积，把汉河平二年万年县铜斗的容积(1200毫升)作为小石一斗的容积(当大石的五分之三)；对于大亩小亩，则尽可能加以区分。这样计算出来的粮食量，在各种折算方法中是属于低的。

　　《汉书食货志》载文帝时晁错言：“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百之收不过百石。”即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50石，汉代一石(汉有大石小石两种量制，这里指大石，下同)约当今0.2市石。则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10市石。当时最普遍的粮食作物是粟和小麦，折合市斤，粟(按1市石135斤计)约为1350市斤，小麦(按1市石145斤计)约为1450市斤。晁错讲这段话是要力陈农民的困苦，因此应是个偏低的数字。

　　《汉书食货志》又载战国李悝言，但实际说的也是西汉初年的情况：“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平年)岁收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

　　战国秦汉的“一夫”不一定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个别男丁，常指一个耕作单位即一家，因此应和晁错说的一样，是一家两个劳动力种田百亩。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粟75石，约合今2025市斤。

　　《管子治国》篇说的也是西汉初年的情况：“常山之东，河汝之间，……中年亩二石，一夫为粟二百石。”这里“一夫”也应是指的一家。则当时黄河下游冲积平原一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粟100石，约合今2700市斤。这是属于比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再参照其他记载，可知汉代正常年份一般田地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约在1300斤到2700斤之间。通常产量约为每亩一石半，则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数在2000斤左右。

　　再看汉代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它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的生活水平。

　　许多记载都说明汉代一家平均五口。《汉书食货志》记李悝言大小口平均每人月食粟一石半。居延汉简记西汉屯田卒及家属每月领取口粮数，戍卒本人每月合大石二石，大男一石八斗，大女、使男一石三斗，使女、未使男一石，未使女七斗。则每家五口每月口粮约在6石至7.7石之间，每人每月口粮在1.2石到1.54石之间。西汉末《汜胜之书》云丁男长女年食36石，一月三石，平均每人一石半。都与李悝所说相近。秦汉记载中涉及当时人食量的有几十条材料，其中成年人每月食量从一石到三石不等，一般是二石。则大小口通计，每个农业人口口粮平均每月一石五斗左右应是通常情况，即每年约食粟18石，折合486市斤。

　　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等所列举的十一二个全国户口数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全国人口大致保持在五千万人上下，其中农业人口约占四千万，一家五口，两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则每年粮食总产量约为320亿斤上下，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粮食640斤，这是一个约莫估算的数字。

　　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这些数字反映了一个我们过去不大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农业劳动生产率徘徊了两千年，并不等于我国农业生产在这两千年里没有发展。为了适应人口较多，耕地较少的情况，我国农业的发展一方面靠扩大耕地面积，另方面更重要地则是走精耕细作、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途径。

　　西汉人口的增长是惊人的。汉初承战乱之后，全国人口约600万或稍多一些。到约二百年后的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即猛增到1200余万户，5959万余口。经过王莽末年的战乱，从东汉中期以迄东汉末，人口大体稳定在900多万户，5000万口左右，比汉初增加到8倍左右。没有从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农业生产力的发展，维持这样高的人口增长速度是不可能的，而人口的增长在当时则加速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

　　与人口的迅速增长相适应，汉代农业生产循着量的增长和质的提高这两个途径发展。

　　量的增长指荒地的开垦。汉初耕地数字不详，如以全国农业人口500万人，照李悝、晁错所说一家五口，耕地100小亩汉初，故秦地行大亩(240步一亩，当今0.6916市亩)，故六国地行小亩(100步一亩，当清亩0.31亩强，合0.2882市亩)，一大亩等于2.4小亩。到汉武帝后期全国才统一用大亩。计，则全国耕地总面积在一亿小亩左右，合大亩四千一百多万亩左右。到汉平帝元始二年，全国耕地增到八亿二千七百余万大亩，东汉则长期稳定在近七亿大亩左右，约合今四亿八千万市亩，比汉初增长约十五六倍，这个数字有夸大的成分，但耕地面积增长的速度超过了人口增长的速度是可以肯定的。

　　从前引李悝、晁错等议论来看，西汉初每家农户占有耕地100小亩，每个农业人口占有耕地20小亩，分别合今29市亩弱和5.76市亩。《汉书赵充国传》言西汉屯田卒每人治田20大亩，合48小亩，与李悝、晁错所说的耕地数字相近。加上非农业人口，全国每户及每口平均占有的耕地面积比这还要少些。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及东汉共十一二个全国户口数及六个垦田数通计，平均全国每户占有耕地大亩70亩上下，每口大亩14亩上下，即每户占田48.6市亩，每人9.7市亩。这个数字比西汉初多了约一倍，不好解释，也许是由于荒地大量开垦的原故，更可能是垦田数字被夸大了(例如《后汉书刘般传》就提到了这种情况)。

　　然而，汉代人口与耕地分布及农业发展是很不均衡的。据《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载，全国州部中，司隶校尉部和豫、冀、兖、青、徐五州，即今天陕西中部迄黄河下游地区，面积仅约占全国八分之一，而人口则占68%以上。尽管这里耕地开垦较多，在土地总面积中所占比例远较其他各州为大，非农业人口所占比重也较大，又不断向外移民，但人多地少是肯定的。崔《政论》就说：“今青、徐、兖、冀，人稠土狭，不足相供。”因此这一带作为全国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地区农业的发展必然靠质的提高，即走精耕细作的道路，以大量劳动投入集约化经营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并且随人口的迁徙而向边缘地区扩展。因此，在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两个途径中，精耕细作占着主导地位，并且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趋向。

　　在汉代农业精耕细作的技术水平下，粮食单位面积产量有多高呢?由于田有美恶，岁有丰歉，耕作技术有精粗，水田旱田有差别，种植作物有不同，所以记载中亩产相差很多。但从前引《汉书食货志》及《管子治国篇》可知，“中田”“平年”一小亩产粟、麦在一石到两石之间。此外，《淮南子主术训》言中田亩产四石，《后汉书仲长统传》言北方地区通肥硗之田计亩产三石，那都是指的大亩，折成小亩，年产分别为1.66石和1.25石，仍在一石到两石的范围之内。

　　因此，汉代正常年景一般田地一市亩产粟94—188市斤，平均约为140市斤。小麦100—200市斤，平均约为150市斤。

　　至于行“代田法”的旱地，每大亩年产可达六石，合一市亩产粟233市斤，小麦250市斤。水利田亩产可达小亩2.7石以上，合一市亩产粟253市斤，小麦272市斤以上。这是少数高产田的产量。至于以耕作园艺化为特征的“区种法”，据说中田每大亩可达13石，美田可达19石，分别合一市亩产粟505市斤和739市斤，麦542市斤和793市斤。即使属实，那也是并未推广的小面积丰产试验的特例。

　　汉代农业生产发展的两个途径及其主要趋向，也是我国两千年封建社会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两千年来，我国的耕地面积从汉代的四亿八千万市亩左右增长到解放前的14亿余市亩，即增长到约3倍；单产从每亩约140斤增长到近300斤，约为2.2倍，二者相乘，总增约六七倍；而人口则从汉代的六千万人增长到解放前的五亿多，约达十倍；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则从汉代的4.8市亩或9.7市亩降低到约2.8市亩，即仅为汉代的60%或29%。从宋以后，总的趋势是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农业生产增长的速度，耕地面积和单产虽有增长，每人占有耕地面积却大大减少，人口增长已从加速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转而为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因素了。除去封建生产关系对农业生产发展的束缚越来越严重这个主要原因外，这就是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口粮数长期在汉代已达到的水平线上徘徊的一个重要原因。

　　解放前，我国农业生产已经处于停滞状态。国内虽然还有大片宜农荒地，但多处边疆，开垦条件艰苦，已非个体小生产的传统的农业经营方式与生产技术所能大量开垦。从1873年到1933年的60年间，全国耕地面积除东北外仅增加1%。在这前后，单产也基本未增，而人口则从四亿多增到五亿多，每人占有的耕地面积逐渐缩小，农民艰苦的生产条件和低下的生活水平丝毫未得改善。可以这样说，不仅封建生产关系成了农业发展的严重桎梏，我国传统的个体小生产农业本身在解放前也基本上走到了它的尽头。

　　在个体小生产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我国传统农业，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也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它的局限。

　　关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人力的巨量耗费这些局限，已为人们熟知，我们就不去谈它了，这里谈谈我国传统农业的另外两个局限。

　　从包括人工生产与直接获取自然物的最广义的农业(包括采集、渔猎、种植、畜牧、林业等等)，转变为专事人工生产特别是种植业的农业，是农业生产发展的一般规律，它能大大提高生产专门化的程度，有利于工具和技术的改进，使农业生产得到迅速的发展和相对的稳定，因而在历史上是进步的现象。我国大体上是在西周春秋期间实现了这一转变的。但在转变过程中畜牧业的发展却落后于农业。而欧洲中世纪走的却是农牧并重，种植业与畜牧业互相结合的道路。这样，我国农业失掉了畜牧业的支持和补充，形成了所谓的“跛足农业”。这种情况，在汉代已经开始出现了。

　　我国的传统农业并非完全排斥畜牧业。战国秦汉时的所谓“重农派”，虽然把粮食生产看得高于一切，但并没有走到片面强调粮食生产，抹杀其他一切的地步。战国秦汉时有关农业的著述中，还是在强调粮食生产为主的同时，把桑麻、六畜、园艺等放到了一定的辅助地位上。

　　然而，作为农业辅助的家畜饲养，与农牧并重、互相结合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前者畜牧是处于很次要的地位。“重农派”这种对畜牧业和农牧关系的认识，是当时农业和畜牧业的现实情况的反映。汉代除去边疆草原地带外，内地的畜牧业实际上多属于副业性的小规模的家庭圈养，像《孟子》所说的“二母彘、五母鸡”之类，猪、羊等的大规模的饲养、放牧虽也见诸记载，实际上并没有发展起来。至于大牲畜如马、牛的饲养，则是为了役使、军需而非食用。即使是役使，数量也不足，以致汉代许多地方还不能推广牛耕，只能“(zhí音直，意为踩、踏)耒(lěi音垒，代表翻土农具)而耕”(即用人力翻土耕种)或用人力挽犁。这从汉代马、牛价格昂贵，盗牛盗马要重罚乃至处死，及禁止民间屠牛祷神等也可得到证明。总之，从汉代开始，除去饲养军马及西北与游牧民族接壤的草原地带外，在农业地区中与农业结合的大规模的畜牧业就没有得到发展。像《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有50匹马或百多头牛或二百多头猪、羊的牧主，当时已是少见的与占有良田千亩的地主或千户侯相当的富人。至于像宣曲任氏、卜式那样的大牧主，就更少见了。汉以后，畜牧业落后于农业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惟一的例外是东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畜牧业一度有所发展，但那是少数民族带来的游牧生产形式，它是以原有农业的破坏为代价而不是与农业相结合而发展起来的，并且只是历史上的短暂现象。

　　我国农业走上忽视畜牧业的片面发展的道路，有它的客观原因。那就是，畜牧业特别是大牲畜的饲养，生产周期比较长，一般超过一年，并且宜于大规模的经营，为个体小生产力所不及；人多地少，精耕细作，使土地利用率高(汉代农田基本不休闲，连续耕作，有些地区已经实行复种)，无法普遍开辟牧场；农业劳动生产率不算高，口粮标准低，吃饭问题未解决，种植饲料受到很大限制；我国地主经济又多半采用把土地分散给小农户耕种的方式，很少进行大规模的经营。这些都是我国个体小生产的传统农业条件下畜牧业不易发展的原因。

　　畜牧业不发达给我国农业的发展带来不好的后果。它限制了食物品种的多样化及质量的改善，影响了生活水平的提高。汉代农民往往每年只有几个节日才能吃上肉，粮食成了惟一的主食，粮食不足的问题就更为突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我国的传统农业就不得不在努力发展粮食生产但粮食不足的问题越来越严重的圈子里打转。

　　另一个局限是忽视林业和水土保持。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发展途径是大量垦荒开田。在封建社会个体小生产的条件下，垦荒不可能有科学的计划，也不可能辅以必要的水土保持工作，这就必然要毁坏森林、草原和湖泊水系，引起气候变化，水土流失，破坏生态平衡，从而使土地肥力下降，自然灾害频仍，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这个问题在汉代已经出现了。以自然灾害为例。据《史记货殖列传》和《盐铁论水旱篇》的说法，先秦大约12年中有两个灾年，灾年占16.6%。据《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的统计，从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46年)至汉吕后元年(公元前187年)的60年中，有重灾9次，占统计年度的15%，其中大水、大旱8次。可见《史记》、《盐铁论》所说的先秦自然灾害率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但是，从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至新莽末年(公元24年)的210年中，即有52个年度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24.8%，其中大水、大旱即有42次，比先秦自然灾害率要高。东汉自然灾害更严重，从光武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到灵帝光和七年(公元184年)的160年间，有46年有重灾，占统计年数的28.8%，其中大水、大旱有39次。此后情况也未见好转，从公元185年至1913年的1729年间，我国有水灾2673次，旱灾2526次。灾情以黄河中下游最为严重，这同黄河流域的森林草原破坏最烈、水土流失最严重无疑是有关的。

　　上述这些传统农业的局限性，在封建时期是无法克服的，在今天也仍然作为一种巨大的保守的习惯势力存留在农业经营中和人们的思想中。我们要发展现代农业，决不能再受它们的束缚了。

　　利用传感器感知技术、信息融合传输技术和互联网技术，构建农业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实现对农业生产环境的自动监测及智能化控制和科学化管理，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近年来天津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针对新形势重点在设施物联网应用方面进行了研究，先后承担了“天津市重大科技合作项目———设施农业信息技术集成与应用”及“天津市科技支撑重点项目———天津地区温室生态系统健康及关键技术研究”。“设施农业信息技术集成与应用”项目是该站与中国农业大学合作,以本地区的设施温室及保护地为推广对象,通过引进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设施农业病虫害辅助鉴定多媒体专家系统”，基于传感器、单片机、专家系统和手机通讯模块的“温室生态健康智能监控系统”和基于多媒体和Web技术的“设施农业生产信息远程网络咨询系统”。结合天津市农业生产实际，扩充了数据库并进行了网络化开发。建立了作物病虫害、气象信息、土壤信息、品种信息等资源的农业技术综合服务数据库系统。引进的基于传感器、单片机、专家系统和手机通讯模块的“温室生态健康智能监控系统”结合当地生产条件和需求进行了多项改造，在全市武清区多个蔬菜生产基地进行应用。

　　同时建立了基于多媒体和Web技术的“天津地区设施农业生产信息远程网络咨询系统”。“天津地区温室生态系统健康及关键技术研究”项目是以全市四类主要设施为研究对。